文生心的部落格

君子說：學習是不可以停止的。

靛青是從藍草裏提取的，可是比藍草的顏色更深；冰是水凝結而成的，卻比水還要寒冷。木材直得可以符合拉直的墨線，用輮的工藝把它彎曲成車輪，（那麼）木材的彎度（就）合乎圓的標準了，即使又被風吹日曬而乾枯了，（木材）也不會再挺直，是因為經過加工，使它成為這樣的。所以木材用墨線量過，再經輔具加工就能取直，刀劍等金屬製品在磨刀石上磨過就能變得鋒利，君子廣泛地學習，而且每天檢查反省自己，那麼他就會聰明機智，而行為就不會有過錯了。

因此，不登上高山，就不知天多麼高；不面臨深澗，就不知道地多麼厚；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遺教，就不知道學問的博大。干、越、夷、貉之人，剛生下來啼哭的聲音是一樣的，而長大後風俗習性卻不相同，這是教育使之如此。《詩經》上說：〝你這個君子啊，不要總是貪圖安逸。恭謹對待你的本職，愛好正直的德行。神明聽到這一切，就會賜給你洪福祥瑞。〞精神修養沒有比受道德熏陶感染更大了，福份沒有比無災無禍更長遠了。

我曾經整天思索，（卻）不如片刻學到的知識（多）；我曾經踮起腳遠望，（卻）不如登到高處看得廣闊。登到高處招手，胳膊沒有比原來加長，可是別人在遠處也看見；順著風呼叫，聲音沒有變的洪亮，可是聽的人聽得很清楚。借助車馬的人，並不是腳走得快，卻可以達到千里之外，借助舟船的人，並不善于游泳，卻可以橫渡長江黃河。君子的資質秉性跟一般人沒什麼不同，（只是君子）善于借助外物罷了。

南方有一種叫〝蒙鳩〞的鳥，用羽毛作窩，還用毛髮把窩編結起來，把窩繫在嫩蘆葦的花穗上，風一吹葦穗折斷，鳥窩就墜落了，鳥蛋全部摔爛。不是窩沒編好，而是不該繫在蘆葦上面。西方有種叫〝射干〞的草，只有四寸高，卻能俯瞰百里之遙，不是草能長高，而是因為它長在了高山之巔。蓬草長在麻地裏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，白沙混進了黑土裏，就再不能變白了，蘭槐的根叫香艾，一但浸入臭水裏，君子下人都會避之不及，不是艾本身不香，而是被浸泡臭了。所以君子居住要選擇好的環境，交友要選擇有道德的人，才能夠防微杜漸保其中庸正直。

事情的發生都是有起因的，榮辱的降臨也與德行相應。肉腐了生蛆，魚枯死了生蟲，懈怠疏忽忘記了做人準則就會招禍。太堅硬物體易斷裂，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縛，與人不善會惹來怨恨，乾柴易燃，低窪易濕，草木叢生，野獸成群，萬物皆以類聚。所以靶子設置好了就會射來弓箭，樹長成了森林就會引來斧頭砍伐，樹林繁茂蔭涼眾鳥就會來投宿，醋變酸了就會惹來蚊蟲，所以言語可能招禍，行為可能受辱，君子為人處世不能不保持謹慎。

堆積土石成了高山，風雨就從這裏興起了；匯積水流成為深淵，蛟龍就從這兒產生了；積累善行養成高尚的品德，自然會心智澄明，也就具有了聖人的精神境界。所以不積累一步半步的行程，就沒有辦法達到千里之遠；不積累細小的流水，就沒有辦法匯成江河大海。駿馬一跨躍，也不足十步遠；劣馬拉車走十天，（也能走得很遠，）牠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。（如果）刻幾下就停下來了，（那麼）腐爛的木頭也刻不斷。（如果）不停地刻下去，（那麼）金石也能雕刻成功。蚯蚓沒有銳利的爪子和牙齒，強健的筋骨，卻能向上吃到泥土，向下可以喝到泉水，這是由于它用心專一啊。螃蟹有六條腿，兩個蟹鉗，（但是）如果沒有蛇、鱔的洞穴它就無處存身，這是因為它用心浮躁啊。

因此沒有刻苦鑽研的心志，學習上就不會有顯著成績；沒有埋頭苦幹的實踐，事業上就不會有巨大成就。在歧路上行走達不到目的地，同時侍奉兩個君主的人，兩方都不會容忍他。眼睛不能同時看兩樣東西而看明白，耳朵不能同時聽兩種聲音而聽清楚。螣蛇沒有腳但能飛，鼫鼠有五種本領卻還是沒有辦法。《詩》上說：〝布穀鳥築巢在桑樹上，它的幼鳥兒有七只。善良的君子們，行為要專一不偏邪。行為專一不偏邪，意志才會如磐石堅。〞所以君子的意志堅定專一。

古有瓠巴彈瑟，水中魚兒也浮出水面傾聽，伯牙彈琴，拉車的馬會停食仰頭而聽。所以聲音不會因為微弱而不被聽見，行為不會因為隱秘而不被發現。寶玉埋在深山，草木就會很潤澤，珍珠掉進深淵，崖岸就不會乾枯。行善可以積累，哪有積善成德而不被廣為傳誦的呢？

學習究竟應從何入手又從何結束呢？答：按其途徑而言，應該從誦讀《詩》、《書》等經典入手到《禮經》結束；就其意義而言，則從做書生入手到成為聖人結束。真誠力行，這樣長期積累，必能深入體會到其中的樂趣，學到死方能後已。所以學習的教程雖有盡頭，但進取之願望卻不可以有片刻的懈怠。畢生好學才成其為人，反之又與禽獸何異？《尚書》是政事的記錄；《詩經》是心聲之歸結；《禮經》是法制的前提、各種條例的總綱，所以要學到《禮經》才算結束，才算達到了道德之頂峰。《禮經》敬重禮儀，《樂經》講述中和之聲，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博大廣闊，《春秋》微言大義，它們已經將天地間的大學問都囊括其中了。

君子學習，是聽在耳裏，記在心裏，表現在威儀的舉止和符合禮儀的行動上。一舉一動，哪怕是極細微的言行，都可以垂範于人。小人學習是從耳聽從嘴出，相距不過四寸而已，怎麼能夠完美他的七尺之軀呢？古人學習是自身道德修養的需求，現在的人學習則只是為了炫耀于人。君子學習是為了完善自我，小人學習是為了賣弄和嘩眾取寵，將學問當作家禽、小牛之類的禮物去討人好評。所以，沒人求教你而去教導別人叫做浮躁；問一答二的叫囉嗦；浮躁囉嗦都是不對的，君子答問應像空谷回音一般，不多不少、恰到好處。

學習沒有比親近良師更便捷的了。《禮經》、《樂經》有法度但嫌疏略；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古樸但不切近現實；《春秋》隱微但不夠周詳；仿效良師學習君子的學問，既崇高又全面，還可以通達世理。所以說學習沒有比親近良師更便捷的了。

崇敬良師是最便捷的學習途徑，其次就是崇尚禮儀了。若上不崇師，下不尚禮，僅讀些雜書，解釋一下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之類，那麼盡其一生也不過是一介淺陋的書生而已。要窮究聖人的智慧，尋求仁義的根本，從禮法入手才是能夠融會貫通的捷徑。就像彎曲五指提起皮袍的領子，向下一頓，毛就完全順了。如果不究禮法，僅憑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去立身行事，就如同用手指測量河水，用戈舂黍米，用錐子到飯壺裏取東西吃一樣，是辦不到的。所以，尊崇禮儀，即使對學問不能透徹明了，不失為有道德有修養之士；不尚禮儀，即使明察善辯，也不過是身心散漫無真實修養的淺陋儒生而已。

如果有人前來向你請教不合禮法之事，不要回答；前來訴說不合禮法之事，不要去追問；在你面前談論不合禮法之事，不要去參與；態度野蠻好爭意氣的，別與他爭辯。所以，一定要是合乎禮義之道的，才給予接待；不合乎禮義之道的，就迴避他；因此，對于恭敬有禮的人，才可與之談道的宗旨；對于言辭和順的人，才可與之談道的內容；態度誠懇的，才可與之論及道的精深義蘊。所以，跟不可與之交談的交談，那叫做浮躁；跟可與交談的不談那叫怠慢；不看對方回應而隨便談話的叫盲目。因此，君子不可浮躁，也不可怠慢，更不可盲目，要謹慎地對待每位前來求教的人。《詩經》說：〝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讚許的。〞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

射出的百支箭中有一支不中靶，就不能算是善射；駕馭車馬行千里的路程，只差半步而沒能走完，這也不能算是善駕；對倫理規範不能融會貫通、對仁義之道不能堅守如一，當然也不能算是善學。學習本是件很需要專心至致的事情，學一陣又停一陣那是市井中的普通人。好的行為少而壞的行為多，桀、紂、拓就是那樣的人。能夠全面徹底地把握所學的知識，才算得上是個學者。

君子知道學得不全不精就不算是完美，所以誦讀群書以求融會貫通，用思考和探索去理解，效仿良師益友來實踐，去掉自己錯誤的習慣性情來保持養護。使眼不是正確的就不想看、耳不是正確的就不想聽，嘴不是正確的就不想說，心不是正確的就不願去思慮。等達到完全醉心于學習的理想境地，就如同眼好五色，耳好五聲，嘴好五味那樣，心裏貪圖擁有天下一樣。如果做到了這般地步，那麼，在權利私欲面前就不會有邪念，人多勢眾也不會屈服的，天下萬物都不能動搖信念。活著是如此，到死也不變。這就叫做有德行、有操守。有德行和操守，才能做到堅定不移，有堅定不移然後才有隨機應對。能做到堅定不移和隨機應對，那就是成熟完美的人了。到那時天顯現出它的光明，大地顯現出它的廣闊，君子的可貴則在于他德行的完美無缺。

儒家八德中的義。即是恩義。恩義有兩個含義。

一是知恩報恩之心。這是一種能覺能知之心。就是人家給了你一定的幫助。這是恩。你能夠在別人需要你幫助，你又有能力幫助的基礎上幫助人。這就叫做義。先恩後義。這恩義是建立在施恩與報恩之間的關係的。在人生中，它常存于父母子女之間、師徒之間、朋友之間。儒家強調和義。主要還不是在于要受恩者回報多少，回報什麼。主要是在于這是人性範圍中的一種德行。這是一種人性。做人不要失去了人性。我國古代，把缺德，也就是嚴重缺乏人性之人，是有說成爲畜生不如的。這句話是有深意的。

其二就是仁義。仁，就是你事先沒幫助我，沒有給我道益，甚至我們從來就不認識，不曾見過面。但是，我願意幫助你，願意成爲你的一位施恩者，實惠者。而且永遠都願意幫你，永遠地給你益惠。這就是仁。爲什麼仁會是這麼樣的呢。沒有什麼原因。就是一種爲人民服務之心。一種善于助人之性。這種心性已是仁，也是義。同時，這種仁，往往能夠感得受恩者的回報之義。（這叫大義。國人說婉轉一點，叫仁義。），從而成就另一種意義上的仁義。

這種道理在我國古往近今是很多的。如歷史上爲人民作出有益的傑出貢獻的人。人民乃至世代的人民都記念他。感其恩德。樹立榜樣。也如一些近代的大企業家，掙著錢了，大做公益，大行布施之道。這也可謂大仁大義之道了。孔子說：“仁者愛人。”也就是這個意思了。在佛教來說，這個仁義，就是大慈大悲。大願大行。大智大勇。這即是義。即是道義。恩義與仁義。一般而言，人要先能有恩義，才能有仁義。因爲，恩義是小義，仁義是大義。若連小義都沒有，哪來大義啊。

不要認爲義，就是小說中的那些綠林好漢，江湖仇殺的義氣交往。對儒家和佛家而言。這種仇殺之義都不是正確的義。是一種錯誤的義氣。有話說，怨家宜解不宜結。怨怨相報何時了。這是智者的祥和安忍之言。所以仇殺之義，非儒家之義。

古語又有，受人滴水之恩，當湧泉相報。不要認爲這只是說說而已，吹牛皮，說空話。天下就沒有這樣的傻瓜。受人一滴水，那麼些的恩，就要湧泉相報。不可能。那不是虧大本了。不是要把人家給榨乾嗎。不是這樣的。其意思是指，即使你只和我結了一點的善緣，我也願意永遠地成為你的施恩者。

首先，證明了這個人有善良的實力。一個人有好的實際能力，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。這也體現了一種高義。一種大義。一種無我相的精神。所謂的義薄雲天。卻是高義。就是清明天空啊，都給烏雲給遮蓋住了。可因你的道義啊，把遮蓋的烏雲給化除了。這叫義薄雲天。大仁大義。如，救濟災民。把災民的生命從死神手中拉回來，把病苦累累，失去和物需的災民，給予無償的醫治，和物需，和精神上的安慰。這都是義薄雲天。儒家的仁義之道。人性中的一部分。

《陋室銘》、《愛蓮說》是我國古代兩篇著名的托物言志的短文，文章意境深邃，文辭精煉。《陋室銘》的作者劉禹錫和《愛蓮說》的作者周敦頤，兩人雖然所處的朝代不同（一個是唐朝，一個是宋朝），經歷也各有不同，然而兩個人卻有共同之處，這就是作為擁有傳統儒家知識份子所具有的高潔傲岸的節操。

《陋室銘》和《愛蓮說》從主題看，兩文表現的都是作者潔身自好、不慕名利的人生觀和生活態度。從立意看，兩文都以襯托手法托物言志。前者通過具體描寫“陋室”恬靜、雅致的環境和主人高雅的風度來表述自己的心志，後者對“蓮”進行的是人格化描寫，使蓮成為一種高貴品質的象徵，兩篇文章同言一物，雖角度、手法不同，卻同歸於“君子高潔”。

《陋室銘》的作者劉禹錫，洛陽人，唐代著名文學家、詩人，官至監察御史。

《陋室銘》僅八十一字，全文如下：

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。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。可以調素琴，閱金經。無絲竹之亂耳，無案牘之勞形。南陽諸葛廬，西蜀子雲亭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？”

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“自得其樂”，而能不覺其陋？就因為在他看來，只要我提升道德境界，品德高尚，“惟吾德馨”，那麼即使身處陋室又“何陋之有”？！他通過對居室的描繪，文章開頭以有仙之山，有龍之水比喻陋室，如溪流直下，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題，而綠苔、青草、素琴、金經這些富於色彩美的點染，更使陋室光彩照人，別有洞天。交友的敘述，志趣的抒發，幽雅地彈琴，潛心靜默地閱讀佛經。就好比南陽諸葛亮的草廬，又好像西蜀楊子雲的亭子，雖很簡陋，因為居住的人抱負遠大，所以受到人們的景仰。

文章篇末“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”典出《論語.子罕》：“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’”表明“陋室”的主人也具有古代名賢的志趣和抱負，難道這樣的陋室還不該銘文以誌之嗎？

聯想到《陋室銘》的寫作背景，劉禹錫因直言敢諫觸怒權貴，被貶官為多處刺史，被貶謫到邊郡和州縣時，因他不阿諛逢迎，縣令只給他德勝河邊一間半房子，劉禹錫看到附近有一排楊柳樹，就寫了一副對聯：“楊柳青青江水邊，人在歷陽心在京”，表現了其雖然身處逆境，仍然心懷天下。知縣見此，就給他一間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，即將居室減至斗室，劉禹錫仍然讀書作文並寫下了《陋室銘》請人刻於石頭上，立在門前。他以文明志，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，不改變自己的理想。透過《陋室銘》，人們讀到的是作者安貧樂道的志趣和不與世事沉浮的獨立人格。

對於《愛蓮說》的作者周敦頤又何嘗不是如此呢。

周敦頤，湖南人，北宋著名哲學家、文學家，史稱他“志趣高遠，博學力行，有古人之風”，為官幾十年，清廉正直，淡泊名利，視軒冕之貴、金玉之富，猶如銖塵一樣的輕微。他晚年辭官歸隱，在廬山蓮花峰下建濂溪書堂講學，世稱“濂溪先生”，平生酷愛蓮花，曾闢池種蓮，名“愛蓮池”，並寫下了一百一十九字的《愛蓮說》一文，全文如下：

水陸草木之花，可愛者甚蕃：晉陶淵明獨愛菊；自李唐來，世人甚愛牡丹；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凈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予謂菊，花之隱逸者也；牡丹，花之富貴者也；蓮，花之君子者也。噫！菊之愛，陶後鮮有聞；蓮之愛，同予者何人？牡丹之愛，宜乎眾矣！

蓮不隨波逐流，蓮之美麗在於它的高潔和給予，周敦頤將蓮比作花中的君子，使蓮具有象徵君子美好品德的意義：“出淤泥而不染”象徵君子身處汙濁環境而不同流合污、不隨俗浮沉的品質；“濯清漣而不妖”象徵君子的莊重、質樸，不嘩眾取寵，不炫耀自己；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”象徵君子的正直不茍，豁達大度；“香遠益清，亭亭凈植”象徵君子的感化力量和美德的芬芳；“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”象徵君子志潔行廉，又儀態端莊，令人敬重而不敢輕侮。

周敦頤以蓮寄托自己的心志：對於真理、對於道德，要有一種堅定的信念，在喧囂的塵世中始終保持一個獨特的高潔的自我，像蓮花一樣潔身自好，不染纖塵，就可以成就君子的風範。所以他為官可以“為政精密，務盡道理”，任南安司理參軍時，因堅持正義，不願茍同權貴而遞上辭呈；也可以在贛州為官多年，保持清廉勤勉，深受百姓的擁戴。讀《愛蓮說》使人產生激濁揚清、蕩滌塵垢的精神力量。

古之君子追求真理和道義，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，重視人格修養。他們不為物欲和各種世間外在環境所動，不趨炎附勢，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汙，始終保持自己的真我本色，心懷天下。其文品亦如人品，鼓勵世人無論身處任何環境都要堅持正道，堅守心靈深處的高貴，維護真理和正義。

中國文化以孔子所教授的儒學為主。儒學的基本經典就是五經。研讀一經，必須研讀論語。論語所記載的孔子言論是讀經的基礎。

吾人想從孔子的言論得到益處，必須研究形而上學，也就是要向自心中求取大道。例如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常常談論政治，他也鼓勵弟子從政，但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一般人不同。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世界大同之治，進而以道化民，以此開發人心無限清凈的空間，令人獲得真正的自由自在。一般人為政，只是想擁有政權而已。

禮記大學篇開宗明義就說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又說：「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」這是體用一貫系統完美的學理。辦政治的人自己必先明明德，才能親民，若無明明德的根本修養，即是不能明道之人，他辦政治便不免自私自利，不能純粹利民，這樣如何親民？

孔子所說的道即是學作聖人。聖人是通明之義。通是暢通無礙，明是光明，一切事理，皆在其光明照耀之中，悉知悉見。研讀論語，應知孔聖人的話都是有道之言，或言體，或言用，無非指導學人明道修道。學者讀孔子言論，時存修道之心，則在世間辦事，所為一切，必能利他。利他其實就是利自己。因為純粹利他，不為自利，方能發明自己本有的明德，明德全部發明，便是聖人，這是最切實的自利。果然如此自利，便是有道之人，為政必然有德。

論語二十篇，最後一章，孔子說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。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孔子嘗謂子夏說：「汝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。」君子儒必須知命。不知命，不能成為君子。命就是天命，命有屬於個人者，有屬於群體者。個人的生死窮通固然有命，國族人群的治亂興衰也是有命。此命貫通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，普通人不知，君子不能不知。

知命之後，不講宿命論，而是在確知三世前因後果時，力求改惡向善，將一己與人群之命改善到至善之境。一己之命，人群之命，最惡劣的就是否定五倫道德，不知人禽之辨，卒致父子相殺，盜賊橫行，權謀詐術流行天下，戰爭隨時可以觸發。君子知命，不能不憂，憂之愈深，求其改善的心念愈為迫切。孔子就是抱此迫切之心周遊列國。

他在列國遭遇不少危難，但都因為知命而無所懼。例如司馬桓魋欲害孔子，孔子說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。」又如匡人圍困孔子，孔子說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」他以先王遺留下來的有道之文教化生民，為生民立命。他深知天命不喪斯文，所以遇見任何艱難不為所阻。雖然春秋亂世未因孔子之教而改觀，但如沒有孔子的言論教化，中國文化無法傳到現在。如果沒有中國文化，則現代的中國人將不知人之所以為人。

孔子說：「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」禮記樂記說：「禮者天地之序也。」春夏秋冬，周而復始，運行不亂，即是天地自然的秩序，人能順乎天地之序，則身心自然運行而不亂，自能立身於天地之間，辦事有章法，修道有定力。所以顏淵問仁，孔子答以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如果一個人不知禮，則其身心言語雜亂無章，何能立身於世。五四時代的一些學者，不知禮的功用，高喊「禮教吃人」，實為害人害己之舉。

孔子說：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言語是人的心聲，聽其言，可以知其人。如周易繫辭傳說：「將叛者其辭慚，中心疑者其辭枝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誣善之人其辭遊，失其守者其辭屈。」這是孔子所舉知言的幾個例子，可以啟示學者，要訓練自己會聽言語。

聽人的言語，可以知人的心理，知其心理，則知其為人，其人善者我當親近，惡者我當遠離。一個人無論辦事修道，都要親君子，遠小人。何者為君子，何者為小人，果然能知言，自能辨別。雖有很多口是心非的人，說話與為人是兩回事，然而誠於中者必形於外，真能知言者一定能洞察是非。

君子學儒，志在大道，學為聖人。在學的過程中固然要損己利人，始能明明德。而在明德完全發明之後，更是永不休息的為天下蒼生辦事，不論有位無位，皆以天下為己任。有位則為堯舜，無位則為孔子。這是中國傳統文化，不論在什麼時代，也不論在什麼國家，都有實用價值，誰採用，誰就得益。吾人學儒，讀論語，即是學道，即是學辦事，即是學傳播文化。為了達成這些學習目標，成始成終，都要知命知禮知言。

「履霜，堅冰至。」這是周易坤初的繫辭，據幹令升以及九家易解釋，以十二個月的陰陽消息說，坤初以陰消陽，而成姤卦，時在五月，正當盛夏，何謂履霜堅冰，因在此時，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，陽順陰性，聽其發展，則必至於履霜，履霜則必至於堅冰。
  
易繫辭傳說：「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」，「幾者動之微」。坤初陰始生時，即著以冰霜之厲，足見寓意非常深遠。
  
夏禹王時，有一造酒專家，名為儀狄，善造美酒，禹王飲之，其味甚甘，乃曰：「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。」於是他就疏遠儀狄，戒絕旨酒。
  
殷紂王即位之初，用象牙筷子吃飯，箕子嘆曰：「今為象箸，必為玉杯。玉杯象箸，必將食熊蹯豹胎，其它又須與此相稱。王求足欲，天下殆哉。」紂王果然不出箕子所料，一步步的走向亡國亡身之路。箕子是紂王的諸父，既不同微子之離去，也不同比干之強誎，乃佯狂為奴，如周易明夷所說：「晦其明也，內難而能正其志」。
  
孔子治魯三月，把國家治得井然有序。鄰近的齊國以凡窺聖，唯恐魯國強盛以後，就要侵略齊國，乃選八十名美女，能歌善舞，贈給魯君，以圖消磨其志氣。魯定公在季桓子誘導下受了齊女，果然怠於政事，而且郊祭時又不致膰大夫。孔子看了這種情形，便毅然辭官，周遊列國。
  
旨酒、象箸、女樂，一般人見了，大概不會有惡感，但是禹王絕之，孔子去之，箕子唏之。聖人所見，不但是眼前的事物，還有由這些事物帶來嚴重的後果，所以看見任何現象，皆有異乎常情的感覺，繼之便是果斷的行為，這是見幾而作的智能，記在經籍之中，永遠是國人的無價之寶，可以解決一切難題。
  
今去夏商周年代已遠，禹王箕子孔子皆不再世，然而酒色暴力，以及邪惡思想，就像肅殺的秋風，一陣一陣的由國外吹來，吹得有些人幾乎站不穩，凡是讀過經書的人，大有霜氣逼人之感，不能坐待堅冰之到至。
  
儒生報國，沒有奇術，只有鼓勵人多讀經書。現在世界各強國都在發展科學，其成績一日千里，而我們幾部儒經豈能與之抗衡。然而科學由有智者運用，才能為人造福，不由智者運用，則必為人肇禍，例如競造核子武器，便是使人共同毀滅。

詩書易禮等十三經，是智慧的寶藏，以此指導科學，必能專為人類造無窮的福祉，更能建立世間優良的秩序。所以，科學愈發展，經書愈重要，世風愈下，愈需讀經。這個道理不論外人相依與否，而我國人應有自信。

國學要領，就是孔子所說的「依於仁」。研究國學，如果把仁撇開不講，便無異捨棄中華文化的特色，不能令人了解中華文化如何優異。講仁，首須研究仁字的意義，次須研究如何學作仁人，然後研究仁在人類生存發展中具有何種功能。以下便從這幾點試為簡要的論述。
  
禮記中庸記載，孔子對魯哀公說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」。許氏說文依此解釋：「仁，親也，從人從二」。段氏引鄭康成註，以「人偶」釋仁。人偶就是二人，因為一人不能成偶，偶則相親，相關痛癢，所以仁字從人從二。人最親近的就是父母，所以親親為大。把親親之道推到社會，則社會便有仁風。

說文釋疑以為仁字代表天地人三才。仁字右邊的二畫即是天地，上一畫像天，下一畫像地，左旁立一個人，便是三才俱備的仁字。篆書仁元二字相同，所以易經乾坤彖辭說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」，「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。」乾坤有元氣，所以好生萬物，人有仁心，便與天地同具好生之德，所以與天地配稱三才。綜合這兩種解釋，可知仁字有親親的意義，又有好生的意義。
  
親親與好生都是出於天性，應該人人俱備，但為世間惡習氣熏染，以及受了各種邪說的影響，遂致人與人之間往往不能相親，甚至互相殘害，這是不仁的結果。孔子教育即以啟發仁心為主旨。孔門的大弟子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面雖然各有所長，但共同的學科則是禮樂，而禮與樂都要依於仁。論語八佾篇：「子曰，人而不仁如禮何，人而不仁如樂何」，所以孔子的弟子無一不學仁。

孔子教弟子學仁的方法因人而異，例如顏淵問仁，孔子教他「克己復禮」，仲弓問仁，孔子教他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方法雖然不同，但孔子講過三句話，最為重要，論語述而：「子曰，仁遠乎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孔子的話，句句真實。仁不遠，即在心中，一欲即得。這個欲字用得最神奇，學者果能把握這個欲字，便能不欲其它，一心在仁，誰說不是「斯仁至矣」呢？
  
人的欲望不用在正途，便用來造罪孽。金錢欲、權利欲、名位欲、食欲、色欲，詳細分析，無窮無盡。所欲的東西有限，貪欲的人多，於是發生爭奪，竊盜、詐欺、仇恨、殺害，種種的暴行愈演愈烈，一切毀滅性的殺人武器愈造愈精。這樣演變下去，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，誰也不敢想像。

無論如何，以暴制暴，不是辦法，唯有啟發人人具有的仁心，才是根本之圖。孔子說：「茍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」。凡是仁心發現的人，絕對不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而造罪孽。不肯造罪孽的人多了，便能遏止暴行與毀滅性的武器，人類社會自然充滿祥和之氣，這是中華文化對世界人文應有的貢獻。
  
孔子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歸結在「道德仁藝」四個字中，仁在道德之下，當然不算是最高的境界，但如不發揮仁心，則聖賢之道不能相傳，道便不能存在人間。仁如果實的核仁，負有生生不已的使命，所以孔子教育以仁為本。世界人文不絕，則中華文化必得發揚，這是研究國學者應有的信心。

周成王時，有一個殷朝所遺的奄國，反叛周朝。成王出兵滅奄之後，命周公宣告多方諸侯，說明紂王無道，自取滅亡，而周王能行仁政，贏得人心，乃承天意，代殷為王，凡有不服王命者，當受天罰。這就是書經中題名「多方」的一篇經文，以史學家言，這是周代的一份歷史資料，但以經學者言，其中有兩句話，對於學道非常有研究價值，此即：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。」

聖狂二字，據蔡沈尚書集傳解釋，聖是通明，狂是昏愚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，引中論法象篇，以及法象篇所引尚書大傳鄭註，以心思通明為聖，以倨慢為狂。「通明」即能通達明白一切事理，了無障礙。例如堯舜，既能治天下，又能讓天下，讓又讓得其人。反之，不通明，則不能明白事理，便是錯愚，愈昏愚，愈不謙恭，所以待人倨慢。商書「西伯戡黎」記載，祖伊奔告紂王：「今我民，罔弗欲喪。」誎其改惡。紂竟回答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？」意謂他的生命有天保護，不虞喪亡。這就是十足的狂妄。

尚書孔傳說：「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，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。言桀紂非實狂愚，以不念善，故滅亡。」這是解釋人人可以作狂作聖的道理。雖然就事實論，堯舜絕不「罔念」，桀紂終未「克念」，所以，聖是聖，狂是狂，聖狂未嘗可以轉變。但這兩句經文中的兩個聖字和兩個狂字，應當分別研究。

「惟聖」是說聖人的性德，人人具有，如禮記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，大學所說的明德。「作聖」則是經過修道而成的聖人。「惟狂」是說潛在人心的昏愚。「作狂」則是由昏愚而積惡難反的狂人。所以，作聖如堯舜，當然不會罔念作狂，而已做了狂人者，例如桀紂，其不克念作聖，自是情勢所趨，無怪其然。至於普通人，因其心中同具性德與昏愚，是故罔念即能作狂，克念即能作聖。

性德是一大光明體，但普通人為昏愚所蔽，不起照明之用。大學所說的「格物」，漢儒訓「格」為「至」，物至則蒙蔽性德，故致昏愚。如果不念性德，任由昏愚蒙蔽，作惡不改，終必作狂。如從經典學習克念，破除昏愚，發明性德，便是學道。昏愚破盡，性德圓明，那就修成了通明的的聖人。既然通明，則能照明宇宙人生一切情況，不惑不憂不懼，或為一代仁王，或為萬世師表，無一不是替世間造福。

中華文化特色即在闡明人人可以學作聖人，如果不學作聖，則講中華文化便無特殊意義。學聖的方法不一，此處是用「克念」的方法。人的念頭非常雜亂，好像猴子一樣，到處亂攀，不能安定，這樣何能入道？必須如虞書大禹謨所說的「念茲在茲」，把念頭繫在一處，才能破昏愚顯性德。

念茲在茲的「茲」字，經文原意是禹勸舜念臯陶之功，如用在修道方面，那就是念性德，但念性德不如念已成的聖人，這樣更有效果。孔子夢中猶見周公，即是念聖人的工夫。聖人都是完善的人，念聖人同時要存利益人群的善念，作利益人群的善事，方能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所以學作聖人必自學作善人始。

一切學問要以道德做基礎，才能為人造福。沒有道德，則愈有學問愈能害人。講道德，便離不開儒家所重視的仁。孔子曾說：「茍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」。就儒學原理說，每一個人都有仁心，只因染於惡習氣，仁便為之隱藏，而無作用，所以要「志於仁」。志於仁是把心放在仁上，然後作一切事情都是仁事，而非惡事，所以「無惡也」。然而人的習氣不同，志仁的心理便不一致。論語里仁篇，「子曰，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」。另在禮記表記裏，孔子又加以「畏罪者強仁」。這三種心理都值得學仁者研究。

畏罪者強仁，是怕因為不仁而犯罪，便勉強的實行仁道。例如孝弟是仁的根本，不孝順父母，不尊敬兄長，便是不仁。在家庭養成不孝不弟的性格，到社會便好犯上作亂。這都是罪惡，應受國法或輿論制裁，更可畏的是要接受天譴。假使有逆子為恐觸犯這些罪惡，不得不行孝弟之道。既能孝弟，即是行仁，但因出於勉強，所以是強仁。

知者利仁，是為利益而行仁。有智者知道行仁有好處，不行仁有壞處，權衡利害，然後選擇行仁的一途。孟子離婁篇曾引孔子的話：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」孟子又舉歷史說：「三代之得天下也，以仁，其失天下也，以不仁」。孟子以後，中外歷史也都可以證明，沒有殘暴不仁的政權能以維持長久，也沒有為民愛護的政府而不實行仁政。再就個人說，仁者壽，不仁不保四體。修道以仁才能成道，不仁不能入道。智者辨明仁與不仁的利害得失以後，決心行仁，即為利仁。

仁者安仁，是安於行仁。這是天賦淳厚的仁人，既不是有所畏懼，也不是有所企圖，而是一想到作惡便為覺得心裡不安，必須凡事合乎仁，才感心安理得。堯帝到各方巡狩，看見有一人饑寒，便自責未照顧到這一個人，一定要救濟。舜帝少年時在惡劣的家庭中，遭遇各種的陷害，仍然孝順他的父親、後母，以及友愛他那兇惡的弟弟。這都是安仁的例子。

安仁的仁者，學仁已成，心心念念無不是仁，所以待人接物自然流露仁慈。利仁的智者，學仁未成，但惡習氣已蒙不住仁心，所以有辨別利害的能力。強仁的畏罪者，尚不了解仁的意義，但因處在善惡分明的時代環境裏，加上自己有畏罪的長處，所以也能激發其潛在的仁心。

後世儒生不能以仁者自許，孔子的弟子都學仁，常有人問，某弟子「仁乎？」孔子總是答以「不知其仁」。可見「仁者」不能隨便稱呼。至於畏罪者，也要看時代而論，如果在善惡不分的時代環境裏，忤逆、殺人、搶劫、奸淫，各種罪惡不為一般人所惡所恥，反而學得很有趣味，這樣誰能知道畏罪呢？可是做一個畏罪者也有條件限制。孔子是「聖之時者也」，學儒當然要認識時代，不受時代困惑，以孔子的言行為準，辨明什麼是有利於人，什麼是有害於人，擇善固執，己立立人，如此學仁才算穩妥。

我國文化最重要的是一個道字，道是一切學問的根本，所以孔子說[志於道]。道字的意義，可以禮記中庸裡的一句話來解釋。中庸說：[率性之謂道]。性的真義，非到聖人地位不能了解，一般人研究儒經，只能略知性是人人本然具有的本性，性是一切智仁勇的總源，但是人人不能自知。不自知，便不能發揮作用，因此，可貴的就是道，儒家所講的道就是要明了這本性。無論甚麼人，只要他明了本性，加以篤實的修行，他就能成為聖人。率性的率字，依鄭康成註，當循字講。循是依順的意思，率性就是依順本性而不違背。

學道能學到不違本性，那就是有道之人了。然而學道的人多，率性的人太少，原因就是一個情字在作祟。人的情感種類繁雜，禮記禮運篇略說七種，即是喜怒哀懼愛惡欲，以這七種包括一切人情，中庸則簡化為喜怒哀樂四種.無論那一種情，一經發動，如果不能節制，都能令人違背本性，喪天害理。而且這些情感都不是學來的，所以禮運說是[弗學而能]。

孔子通達人情，知道率性不是易事，因此教人調理情感，使達中和之境，然後便能率性。中庸說：[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]又說：[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]雖是中和的境界，但也不容易造詣。孔門弟子學道，以顏子的成績最優，顏子不遷怒，尚不能不發怒，可見中和的[中]字也非常難學。

因為無論何人，不能不與環境接觸，一觸便生情感，即使在夢中，仍與夢境接觸，而發喜怒哀樂之情，所以，不發喜怒諸種情感，談何容易。顏子所以高明，就在他剛發怒時，即能警覺，不使其遷流不息，這已超過了[發而皆中節]的修養，要有了不起的工夫才能辦得到，一般人不知道要學到甚麼時候才能如此，但能先求發而中節，不斷的練習，自然能以希賢希聖。

普通人說話，習慣於把性情兩個字合為一個名詞。研究固有文化，才知道性是性，情是情，而且講明背情率性的道理，令人自覺，不必向外妄求。把這樣的道理化導人群，自能幫助人群發覺人性尊嚴，肯定真正的自我，消除一切愚昧的禍害，共造人間一團中和之氣，天下為公，世界大同的理想，便可由此實現。孔子說：[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。]我們保有這樣優美的文化，沒有理由不求發揚光大，貢獻世界人文。而欲發揚光大，必須自己切實的修道。唯有以道成就自己，方能成就他人。

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，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。在這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，無數古聖先賢以至德垂憲萬世。在上古時代，有三位非常著名的帝王：堯、舜、禹，他們均因德行至大而受四方舉薦登上帝位。這其中，大舜因“至孝”而感動天地，被堯帝選中為繼承人，他的故事也被列為歷代孝行故事之首。

堯帝十六歲稱帝治理天下，到八十六歲時，覺得自己年紀大了，希望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繼承帝位。於是他徵求群臣的意見，沒想到眾位大臣異口同聲地向他推薦一個鄉下人——舜，因為舜是一個著名的孝子。從這裡可以看出，我們的祖先把孝行放在德行的首位，一個孝順父母的人，必定會愛護天下的百姓。

舜即位之後國號為“虞”，歷史上稱他為“虞舜”。

虞舜，本姓姚，名重華。父親叫“瞽叟” ，是一個不明事理的人，很頑固，對舜相當不好。舜的母親叫“握登”，非常賢良，但不幸在舜小的時候就過世了。於是父親再娶。後母是一個沒有婦德之人。生了弟弟“象”以後，父親偏愛後母和弟弟，三個人經常聯合起來欺負舜。

舜對父母非常的孝順。即使在父親、後母和弟弟都將他視為眼中釘，欲除之而後快的情形下，他仍然能恭敬地孝順父母，友愛兄弟。他希望竭盡全力來使家庭溫馨和睦，與他們共享天倫之樂。雖然這其中經歷了種種的艱辛曲折，但他終其一生都在為這個目標不懈地努力。

小時候，他受到父母的責難，心中所想的第一個念頭是：“一定是我哪裏做得不好，才會讓他們生氣！”於是他便更加細心地檢省自己的言行，想辦法讓父母歡喜。如果受到弟弟無理的刁難，他不僅不因此惱怒，反而認為是自己沒有做出好榜樣，才讓弟弟的德行有所缺失。他經常深切地自責，有時甚至跑到田間號啕大哭，自問為什麼不能做到盡善盡美，得到父母的歡喜。人們看到他小小年紀就能如此懂事孝順，沒有不深為感動的。

舜一片真誠的孝心，不僅感動鄰里，甚至感動了天地萬物。他曾在歷山這個地方耕種，與山石草木、鳥獸蟲魚相處得非常和諧，動物們都紛紛過來給他幫忙。溫馴善良的大象，來到田間幫他耕田；嬌小敏捷的鳥兒，成群結隊，吱吱喳喳地幫他除草。人們為之驚訝、感佩，目睹德行的力量是如此巨大。即便如此，舜仍是那樣恭順和謙卑，他的孝行得到了很多人的讚美和傳頌。不久，全國各地都知道了舜是一位大孝子。

那時候堯帝正為傳位的事情操心，聽到四方大臣的舉薦，知道舜淳樸寬厚、謙虛謹慎。但惟有德才兼備的人才能治理天下，堯帝便把兩個女兒———娥皇和女英嫁給他，並讓九個兒子來輔佐他。希望由兩個女兒來觀察、考驗他對內的行持；由九個兒子來考驗他對外立身處事的能力。

娥皇和女英，明理賢惠，侍奉公婆至孝，操持家務農事也井然有序，不僅是舜的得力助手，也成全了舜始終不渝的孝心。有一次，瞽叟讓舜上房修補屋頂。舜上去之後，想不到瞽叟就在下面放火。當大火熊熊往上燃燒，就在萬分危險之時，只見舜兩手各撐著一個大的竹笠，像大鵬鳥一樣從房上從容不迫地跳下來，原來聰慧的娥皇和女英早已為他做好了相應的準備。

又有一次，舜的父母又用其他方法來謀害他，想把他灌醉後殺害。可是他的兩個妻子事前就給他先服藥，讓舜即使終日飲酒也不能傷害到自己的身體。

還有一次，瞽叟命舜鑿井。舜鑿到井的深處，瞽叟和象想把舜埋在井裏，就從上面往井裏拼命倒土，以為這樣舜就永遠回不來了。沒想到舜在二位夫人的安排下，早已在井的半腰鑿了一個通道，從容地又躲過一劫。當象得意地以為舜的財產都歸他所有時，猛然見到舜走了進來，大吃一驚，慌忙掩飾了一番，但舜並未露出憤怒的臉色，仍舊若無其事。此後侍奉父母，對待弟弟，反而越加謹慎了。

舜初到歷山耕種的時候，當地的農夫經常為了田地互相爭奪。舜便率先禮讓他人，尊老愛幼，用自己的德行來感化眾人。果然，一年之後，這些農夫都大受感動，再也不互相爭田爭地了。

他曾到雷澤這個地方打魚。在這兒，年輕力壯的人經常佔據較好的位置，孤寡老弱的人就沒辦法打到魚。舜看到這種情形，率先以身作則，把水深魚多的地方讓給老人家，自己則到淺灘去打魚。由於一片真誠，沒有絲毫勉強，令眾人大為慚愧和感動，所以短短的一年內，大家都互相禮讓於老人。

舜還曾經到過一個叫陶河的地方，此地土壤質量不佳，出產的陶器粗劣。令人驚訝的是，舜在此地治理一年後，連陶土的質量都變好了，所做出來的器皿相當優良。大家一致認為這是舜的德行所感召的結果。後來，只要他所居之處，來者甚眾，一年即成村落，二年成為縣邑，三年就成為大城市。亦即是史上所稱的“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”

堯帝得知舜的德行後，更加讚賞。於是進一步考驗他種種的能力，舜也毫不畏懼接受了諸多艱難的考驗。一次，堯帝讓舜進入山林川澤，考驗他的應變能力，雖遇暴風雷雨，然而舜憑著智慧與毅力，安然無恙地回歸，他的勇敢鎮定，使堯帝堅信舜的德行與能力足以治理天下。

舜歷經種種考驗之後，堯帝還是並未馬上將王位傳給他，而是讓他處理政事二十年，代理攝政八年，二十八年之後才正式把王位傳給舜。足見古代的帝王對於王位的繼承，確實是用心良苦，絲毫不敢大意。假如不能以仁治世，以德治國，國家就難以長治久安。

當舜繼承王位時，並不感到特別的歡喜，反而傷感地說：“即使我做到今天，父母依然不喜歡我，我作為天子、帝王又有什麼用？”他的這一片至德的孝行，瀝血丹心，莫不令聞者感同身受，繼而潸然淚下！皇天不負苦心人，舜的孝心孝行，終於感化了他的父母，還有弟弟象。

《孟子》云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為者，亦若是！”舜能做到孝順，我們也能。因為我們天性中都有一顆至善、至敬、至仁、至慈的愛心。假如我們能以舜為榜樣，真正盡到“孝親順親”的本分，深信必能締造幸福美滿的家庭。繼而再將“孝”擴大到我們周遭所有的人、事、物，任何的衝突對立都會冰釋消融。這至孝的大愛孕育出的是互敬互愛、和睦共處的和諧社會。

願我們都能以身作則，相互勉勵，做一個真正的孝子。

仲由是周朝春秋時候魯國人，字子路。非常孝敬父母。他從小家境貧寒，非常節儉。經常吃一般的野菜，吃得很不好。仲由覺得自己吃野菜沒關係，但怕父母營養不夠，身體不好，很是擔心。

家裏沒有米，為了讓父母吃到米，他必須要走到很遠很遠的百里之外才能買到米，再背著米趕回家裏，奉養雙親。百里之外是非常遠的路程，也許現在有人也可以做到一次，兩次。可是一年四季經常如此，就極其不易。然而仲由卻甘之如飴。為了能讓父母吃到米，不論寒風烈日，都不辭辛勞地跑到百里之外買米，再背回家。

冬天，冰天雪地，天氣非常寒冷，仲由頂著鵝毛大雪，踏著河面上的冰，一步一滑的往前走，腳被凍僵了。抱著米袋的雙手實在凍得不行，便停下來，放在嘴邊暖暖，然後繼續趕路。

夏天，烈日炎炎，汗流浹背，仲由都不停下來歇息一會，只為了能早點回家給父母做可口的飯菜；遇到大雨時，仲由就把米袋藏在自己的衣服裏，寧願淋濕自己也不讓大雨淋到米袋；刮風就更不在話下。

如此的艱辛，持之以恆，實在是極其不容易。

後來仲由的父母雙雙過世，他南下到了楚國。楚王聘他當官，給他很優厚的待遇。一出門就有上百輛的馬車跟隨，每年給的俸祿非常多。所吃的飯菜很豐盛，每天山珍海味不斷。過著富足的生活。

但他並沒有因為物質條件好而感到歡喜，反而時常的感嘆。因為他的父母已經不在了。他是多麼希望父母能在世和他一起過好生活；可是父母已經不在了，即使他想再負米百里之外奉養雙親，都永遠不可能了。

盡孝並不是用物質來衡量的，而是要看你對父母是不是發自內心的誠敬。孝無貴賤之分，上自皇帝下至百姓，只要有孝心，在任何情形之下，不計千辛萬苦，你都能曲承親意，盡力去做到。

我們能孝敬父母、孝養父母的時間是一日一日的遞減。如果不能及時行孝，會徒留終身的遺憾。如果沒有辦法把握與父母相聚的時間來孝養他們，等到你想要來報答親恩的時候，為時已晚。但願我們在父母健在的時候，孝養要及時，不要等到追悔莫及的時候，才思親、痛親之不在。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  《道德經第十章》

人對於周圍的事物會有自己的評判標準，人就是通過這種主觀的思索來改造世界。但人的思想所能發揮的作用有很大侷限性，所以我們難免會犯錯誤，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，我們為此懊悔、痛苦。

我們常常會有“心有餘而力不足”的感覺，也會有“力有餘而心不足”的體會。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靈魂和肉體經常處於分離的狀態，無法達到合二為一的境界。理想和現實總有很遠的距離，而且思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常常會變得不堪一擊。理想和現實常相分離的狀態，常常會令我們痛苦、無奈而又徬徨。

人之所以會有痛苦和懊悔，是因為人有七情六欲。當我們的情感需求和自身欲望得不到滿足時，我們就會感到迷惘和失落，而其他生物則不同，它們的身體和心理是合一的，它們不具備完整的心理精神體系，不能獨立思考，也無法進行意識判斷，他們對任何事物都不會敏感，因而也不會感到失落或痛苦。

我們常用“庸人自擾”來形容無端痛苦和煩惱的人，因為平庸，所以才會無端地痛苦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不被凡事困擾的只有兩種人，一是聖人，一是嬰孩。嬰孩不諳世事，萬事皆清，不知何物，不知何事，不去思考，一切順應人的自然本性，自然不會有煩惱和痛苦，他的靈魂和肉體是合二為一的。聖人不是天生的，他也必然經過了庸人的階段，他感受過痛苦和煩惱的滋味，他不想讓自己再度痛苦，他明智地選擇了和大道同步：做到了靈魂和肉體和諧統一，做到了不受知識的侷限而透悟真理。

“專氣致柔”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和元氣凝聚起來。如果我們能夠聚集體內精氣而長久保持嬰兒般的柔軟體態，就能長盛不衰。我們必須經過心靈的活動才能達到精神和元氣相合，心靈就像一面鏡子，宇宙萬象通過此鏡盡覽無餘，鏡面必須經常擦洗，去掉污垢才能明察世間百態。

作為統治者治理國家也是如此，要像嬰兒一樣無欲無為，順應自然本性，而不加任何人為的因素，要順應自然規律，才能收到較好的治理效果。

李泌在唐代中後期政壇上，是一位頗有名氣的人物，他歷仕玄宗、肅宗、德宗四代皇帝，在朝野中外很有影響。

唐德宗時，他擔任宰相，西北的少數民族回紇族出於對他的信任，要求與唐朝講和，結為婚姻，這可給李泌出個難題，從安定國家的大局考慮，李泌是主張同回紇恢復友好關係的；可德宗皇帝因早年在回紇人那裏受過羞辱，對回紇懷有深仇大恨，堅決拒絕。事情僵在那裏。正巧在這時，駐守西北邊防的將領向朝廷發來告急文書，要求給邊防軍補充軍馬，此時的大唐王朝已經空虛得沒有這個力量了，唐德宗一籌莫展。

李泌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時機，便對德宗說：“陛下如果採用我的主張，幾年之後，馬的價錢會比現在低十倍！”德宗忙問什麼主張，他不直接回答，先說：“只有陛下出以至公無私之心，為了江山社稷，屈己從人，我才敢說。”德宗說：“你怎麼對我還不放心！有什麼主張就快說吧！”李泌這才說：“臣請陛下與回紇講和。”德宗嚴厲地拒絕了這個要求。德宗說：“你別的什麼主張我都能接受，只有回紇這事，你再也別提，只要我活著，我絕不會同他們講和，我死了之後，子孫後代怎麼處理，那是他們的事了！”

李泌知道，好記仇的德宗皇帝是不會輕易被說服的，如果操之過急，言之過激，不只辦不成事情，還會招致皇帝的反感，給自己帶來災禍。他便採取了逐漸滲透的辦法，在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裡，經過多達十五次的陳述利害的談話，才算將德宗皇帝說通。

李泌又出面向回紇族的首領作工作，使他們答應了唐朝的五條件，並對唐朝皇帝稱兒稱臣。這樣一來，唐德宗既擺脫了困境，又挽回了面子，十分高興，唐朝與回紇的關係終於得到和解，這完全是由李泌歷經艱苦努力，一手促成的。唐德宗不解地問李泌，“回紇人為什麼這樣聽你的話？”

一個輕浮的人，必然會大誇自己如何聲威顯赫，令異族人畏服，顯示出自己比皇帝更高明，這樣一來必然會遭到皇帝的猜疑和不滿，李泌卻是一個極富政治經驗的人，他對自己一字不提，只是恭敬地說：“這全都仰仗陛下的威靈，我哪有這麼大的力量！”聽了這樣的話，德宗很高興，對李泌更加寵信。

孟子提出“仁、義、禮、智”，董仲舒擴充為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，後稱“五常”。這“五常”貫穿於中華文化的發展中，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。仁，不僅是最基本的、最高的德目，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標準。以仁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懷，經過現代改造，可以轉化為現代人文精神。義，與仁並用為道德的代表：“仁至義盡”。義成為一種人生觀、人生價值觀，義是人生的責任和奉獻，至今仍是中國人崇高道德的表現。禮，與仁互為表裡，仁是禮的內在精神，重禮是“禮儀之邦”的重要傳統美德。“明禮”從廣義說，就是講文明；從狹義說，作為待人接物的表現，謂“禮節”、“禮儀”；作為個體修養涵養，謂“禮貌”；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係，謂“禮讓”。這些已經成為一個人、一個社會、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一種表徵和直觀展現。“禮之用，和為貴”，其價值取向為“和諧”。智，從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學智慧，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結合和統一起來。信，是做人的根本，是興業之道、治世之道。守信用、講信義是中華民族公認的價值標準和基本美德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被稱五常，是封建社會中人們的行為規範，它是指導人們舉止行為的常理。

“仁”，是指同情、關心和愛護的心態，即“仁愛之心”。關於“仁”，最早出自《尚書》。《尚書》中說：“克寬克仁，彰信兆民”，意思是說當年商湯用寬恕仁愛之德，明信於天下的百姓。“仁”最早的涵義是“親人”的意思，《說文解字》中說：“親，仁也”，又說：“仁，親也”。這主要是指家庭成員之間、氏族親人之間要“親愛”，這種“仁愛”之情，僅僅侷限於家族親屬之間。隨著歷史演變，“仁”的涵義得到了進一步擴展，由“親人”發展到了“愛人”。老子說：“與，善仁”。其意思是與人交往要友愛、真誠、無私。孔子說過：“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”。這裏“仁”已成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，為了維護“仁”，可以“殺身”，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維護這一道德理念。由此可見，在“仁”的情感範圍由家族擴展到社會的同時，“仁”的道德內涵和道德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提升，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第一要素。

“義”，是指正當、正直和道義的氣節，即“正義之氣”。“義”的原義是指人的儀表，是人們在人際交往中對親密友誼、對美好善良的追求。《說文解字》這樣解釋：“義（義），己之威儀也。從我從羊。”意思說，“義”是一個人的外在形象和內在涵養，我們崇尚羊的形象和涵養，要像羊一樣溫和、善良、美好。這裏講的“義”，主要是指一種美好、善良的情感和氣節。羊在我們生活中，從古至今都是六畜之首，是最美的食品。中國人非常崇尚羊，古人在造字的時候，把“羊”都用在最美好的事物上面。比如，羊與魚構成了“鮮”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，羊和魚都是最鮮美的食品，最好吃的食品。中國人最美好的字眼“美”、“善”上面都有一個“羊”字，都是用“羊”作主要部首來構造的，這反映了人們對羊所具備的美好境界的追求，並把這種境界作為國人應該追求的品行，作為應該提倡的道德。《說文解字》把“義”同“美”和“善”聯繫起來解釋，“美”和“善”是“羊”字頭，“義”也是羊字頭。所以，義、美、善是同義的。古人強調“義氣”，就是指這種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義的氣節。孔子極為推崇“仁”德，提倡“殺身成仁”。而孟子非常推崇“義”德，說要“捨生取義”。“殺身”和“捨生”是相同的意思、相同的境界，說明孟子是把“義”和“仁”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認識的。我們講中華傳統美德主要是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五大要素，通常也簡化成“仁義道德”，可見，在這五大要素裡最重要的是“仁”和“義”兩德是最核心、最基本的兩大要素。古人云：“仁則榮，不仁則辱”，“由義為榮，背義為辱”，說明中國傳統道德的榮辱觀也是以是否做到“仁”和“義”作為主要標準的。

“禮”，是指禮儀、禮貌和禮節，即“禮儀之規”。“禮”最初是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一種習俗和儀式。《禮記.表記》中說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”，指的就是一種儀式、一種習俗，當時還沒有把“禮”作為一種道德規範、道德準則和道德理念加以明確和倡導。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，關於“禮”的認識和理解也有了新的變化。《禮記.表記》寫道：“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”這說的是殷人尊神，而周人事鬼敬神而遠之，開始遠離它，並且“制禮作樂”，逐步把這些禮儀加以規範，對在哪種情況下實行什麼樣的禮節、舉行什麼樣的禮儀、講究什麼樣的禮貌進行了具體規範，提倡以“禮樂”治天下。到了春秋戰國時期，“禮”的內容又有了創造性的變化，開始將“禮”作為道德準則加以提倡。我國最古老的詩集《詩經》中就有“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；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”的詩句，意思就是說：看那老鼠還有一張臉皮，做人豈能無禮儀；如果一個人沒有禮儀，不去死還幹什麼？孔子也有一句名言：“克己復禮為仁”，意思是說，每個人都應克制自己不正當的欲望、衝動的情緒和不正確的言行，做到“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”，使自己的視、聽、言、行都符合“禮”的規定。這說明“禮”在道德領域已經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尊重、加以規範、加以倡導。古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管仲提出了“禮儀廉恥，國之四維”的治國理念，把“禮”放在道德規範之首，表明“禮”已由原來的一種習俗和儀式逐步規範為一種道德教化和道德理念，昇華為治國的四大要素之首。中國人向來把“禮”放在重要的位置上，以禮儀之邦表明我們是文明的，不講禮儀是不文明的。由此可見，“禮”在中華傳統美德中佔有著重要位置。

“智”，是指辨是非、明善惡和知己識人這樣的能力，即“智謀之力”。“智”作為中華傳統美德的基本要素之一，很早就出現在文字記載裏。孔子常說：“君子道有三：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慮，勇者不懼。”《中庸》云：“智仁勇三者，天下之大德”。大家熟悉的《論語》中的話“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”，是講人的知識再豐富，總有不懂的問題，那麼就應當有實事求是的態度，只有這樣才能學到更多的知識，才是智慧之舉。這裏講的“是知也”就是指“這才是智慧、這才是聰明、這才是智者”。孔子、孟子在繼承和發展唐堯、禹舜、商湯等關於認識自我、認識社會、認識是非、認識善惡的聰穎、智慧思想的基礎上，豐富了“智”的具體思想內容，提升了“智”作為一種道德要求在道德規範中的地位，使之成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新的道德概念和價值取向，成為對人們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質方面最基本的要求之一。

“信”，是指誠實守信、堅定可靠、相互信賴的品行，即“誠信之品”。“信”不是簡單的誠實，信用才是“信”最基本的內涵。它不僅要求人們在自己的行為上要誠實和守信，同時也反映出人們對某一個事物、某一種理念認識上的堅定可靠，反映出人與人之間、人與物之間相互信賴的關係。缺乏堅定可靠和相互信賴這種基礎，人們在自己的行為上也難以實現誠實和守信。關於“信”，早在遠古時期，我們的祖先就認識了它，並且積極地加以提倡。歷代賢人聖哲關於“信”的強調不絕於書，甚至包括像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等一些古典文學名著裡，也都強調“信”的道德理念，都有關於“信”的人性詮釋和故事描繪。《左傳.僖公二十五年》記載：“信，國之寶也，民之所庇也”，意思是說統治者有“信”，是立國的根本，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礎。老子說：“言，善信”。其意即說話要恪守信用。孔子也說，“人無忠信，不可立於世”；又說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”。他還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、“敬事而信”作為規範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，把誠信看作做人立世的基點。孟子則把誠信看作社會的基石和做人的準則，他所謂“誠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”的闡述，即是其證。《貞觀政要》中唐代名相魏徵說：“德禮誠信，國之大綱”，把“信”作為治國之大綱加以強調。《舊唐書》寫道：“君之所保，惟在於誠信”。《尚書》寫道：“信用昭明於天下”。《詩經》裏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成語叫“信誓旦旦”。像這種對“信”的認識、對“信”的提倡、對“信”的崇拜，從古至今像存活於中華民族生生不息、世代繁衍的思想文化沃土中，說明“信”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，歷來被人們所肯定、所推廣。

我們應如何看待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五大基本要素呢？從五大要素的關係看，它們之間相互關聯、相互依存、相互支撐，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大廈的根基，也可以說是道德大廈的支柱。從基本內涵來看，“仁”主要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、互相尊重和互相愛護的情感，是世間萬物共生、和諧相處、協調發展的一種道德規範；“義”是超越自我、正視現實、仗義公道的做人態度；“禮”是建立人際關係、社會秩序的一種標準和規則；“智”是人認識自己、了解社會、解決矛盾、處理問題的眼光和能力；“信”是人們交往和處事的道德準則。

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核心價值理念和基本要求，是我們必須嚴格遵循的、最重要的五種社會道德規範。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各種組合的比較來看，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是人們應該履行的基本義務和主要品行，在道德建設中具有基礎地位。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產生、發展的歷史來看，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在中華民族道德建設的長河中具有本源地位。從中華民族傳統的龐大體系來看，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具有主導地位。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對社會進步所產生的廣泛性、深遠性影響來看，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帶動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發展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，在整個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時期的魯國，孔子有個的弟子叫閔子騫。在他很小的時候母親就不幸去世了。父親娶了後妻，後妻又連續生了兩個弟弟。人都有私心，因為不是自己親生的，所以後母對待孩子就有很大的差別。後母平時對子騫很不好。嚴冬，後母給自己親生的兩個孩子穿著保暖的絲絮做的棉衣，兩個小孩子就算是在戶外玩耍也感覺不到冷。可憐的子騫卻裹在件單薄的蘆花做成的衣服裡。數九寒天，寒風刺骨，子騫經常被凍得四肢僵硬、臉色發紫。就是在這種極大的差別中，子騫也從來沒有一點怨言。假如今天是我們，在這樣的家庭生活中，是不是能夠承受？是不是有勇氣繼續生活下去？可是子騫一點也不怨恨他的後母。

在一個嚴寒的冬天，子騫的父親外出辦事，要子騫駕車。冰天雪地，子騫身上蘆葦做的衣服哪裏能抵擋住冬天的嚴寒！雙手被凍僵了，嘴唇凍紫了。一陣寒風吹過，子騫劇烈抖動的身體實在沒法抓緊韁繩，一失手，韁繩脫落了，這樣就引起了馬車很大的震動。因為子騫駕車的技術一向很好，今天卻大失水準。坐在後面的父親身體猛晃，就非常生氣地抽了他一鞭子，衣服破了，蘆花飛了出來，父親頓時臉色大變，眼睛濕潤：原來，子騫的“棉衣”裏全都是一絲絲的蘆葦絮，沒有一片絲絮的影子！這樣寒冷的天氣，怎麼能忍受得了呢。

讓孩子在三九天裏凍成這樣，遭這樣的罪，是自己沒有盡到作父親的責任啊！沒想到同床共枕的妻子竟然這樣品行惡劣，對繼子如此狠毒。子騫的父親當即決定把妻子趕出門去。子騫聽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含淚抱著父親說：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。”這就是說，母親在的時候，只有我一個人寒冷，可是如果母親不在的時候，家裏的三個孩子就都要受凍挨餓了。他的這番話使父親非常感動，於是就不再趕他的後母了。看到閔子騫一點都不懷恨於心，後母深受感動，她對自己的行為深感後悔，從此也把子騫當成和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疼愛。

在當時，如果子騫的父親一怒之下把後妻趕走了，那麼可以說，這個家庭從此以後就天倫不再，妻離子散，這是何等的悲慘。可是因為有這樣一位孝子子騫，才使整個家庭結局為之轉變，避免了淪落到如此悲慘境地。而造就這種轉變的力量只在我們一念之間，這一念就是純潔之孝，也就是每一個人心目當中都有的自性的純孝。

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。”子騫一番挽留後母的話，非常的淒涼，非常的懇切，又非常的悲湣，完全是肺腑之言，連鐵石心腸的人聽後，都為之聲淚俱下，他的天性是何等的孝敬、純潔，何等的淳厚、善良。這句話流傳千古，讓後代的人都不禁讚美閔子騫的孝心孝行。如果我們也是生長在類似的家庭環境當中，我們也應該要懂得與後母好好地相處。如果能向子騫學習，相信在家庭生活當中，一定可以免去許多的誤會、許多的爭執和許多的不愉快。人都有孝心、孝行，天下不會有人心腸像鐵石一樣，只要我們肯用心，發自內心對父母孝順奉養，父母再怎麼不好，也都會有感悟的一天。

“仁義禮智信”概括代表了儒家思想處理人際關係的精髓。

“仁”：仁者，人二也。指當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相處時，能做到融洽和諧，即為仁。“仁者愛人”，凡事不能光想著自己，多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，為別人考慮，做事為人為己，即為仁。“愛人者，施於人”，也就是說愛別人，就要幫助別人，為別人做好事，這樣就是仁者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，就是說將人心比自心，自己不喜歡的，厭惡的東西，自己也就不要對別人實施，比如你不喜歡別人說自己壞話，那麼自己就不要說別人的壞話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即對待別人的長輩尊敬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長輩一樣，對待別人的孩子的照顧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，這樣尊老愛幼的人才是仁者。“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”。既天子不行仁，便保不住他的天下；諸侯不行仁，便保不住他的國家；卿、大夫不行仁，便保不住他的宗廟；一般的老百姓不行仁，便保不住自己的身體。所以“仁”很重要。

“義”：義者，人字出頭，加一點。在別人有難時出手出頭，幫人一把，即為義。義，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，本指公正、合理而應當做的。孔子最早提出了“義”。孟子則進一步闡述了“義”。他認為“信”和“果”都必須以義“，義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”又：“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”也就是說，講究“義”的是君子，而一心追求利的是小人，現代社會是君子多，還是小人多哪？如果講“義”，大概三聚氰胺也就不至於發生了。《孟子.離婁上》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”《孟子.告子上》魚，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捨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。意思是：魚是我所喜歡吃的，熊掌也是我所喜歡吃的；如果兩者不能都吃的話，我便捨棄魚而吃熊掌。生命是我所喜愛的，義也是我所喜愛的；如果兩者不能並有，我便捨棄生命而取義。”捨生取義，殺身成仁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
“禮”：禮者，示人以曲也。己彎腰則人高，敬他人即為有禮。禮在中國古代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。作為典章制度，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，是維護上層建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。貴賤、尊卑、長幼、親疏有別，要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符合他們在家族內的身份和社會、政治地位，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為規範，這就是禮。禮所以“序上下、正人道也，歷代冠、婚、喪、祭、鄉飲等禮，都是按照當事人的爵位、品級、有官、無官等身份而制定的，對於所用衣飾器物以及儀式都有繁瑣的規定，不能僭用。在家族中，父子、夫婦、兄弟之禮各不相同。夜晚為父母安放枕席，早晨向父母問安，出門必面告，回來必面告，不住在室的西南角(尊者所居)，不坐在席的中央，不走正中的道路，不立在門的中央，不蓄私財，是人子之禮。只有通過不同的禮，才能確定家族內和社會上各種人的身份和行為，使人人各盡其本分。“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”便是此意。其實也就是傳承至今的公共關係禮儀。

“智”：智者，知道日常的東西也。把平時生活中的東西琢磨透了，就叫智。觀一葉而知秋，道不遠人即為此。還有說智即“知”高於天（日）。古時智寫成知，也就是說，知者為智。知有知行，知己，知人，進而知地知天，天為大道，自然之力，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是知之大成。所以，將知置於天（日）上，是與小知（慧）相區別。以示真正的大智者，應懂得天理運行之道，要有觀天下而自處的平淡，要有行宇宙而不枉的風範。所以，知高於天，是一個境界，智的境界。其實這也就是提倡君子應博學的意思。

“信”何謂信？信者，人言也。遠古時沒有紙，經驗技能均靠言傳身教。那時的人純真樸素，沒有那麼多花花腸子，故而真實可靠。信意為誠實，講信用，不虛偽。“吾日三省吾身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......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”意思是說：我經常反省自己的行為，看看自己替別人做事和出謀劃策是不是忠誠，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誠實守信用，做到誠實守信用，才能對別人有個交待。

對於“仁義禮智信”孔子有個概括：里仁為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！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禦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為役，由弓人而恥為弓，矢人而恥為矢也。如恥之，莫如為仁。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。反求諸己而已矣。”意思是：對人寬厚愛心，是仁；為人正派，愛憎分明，是義；待人彬彬有禮，行為端莊，是禮；處事果斷周密，是智；做人誠實穩重講信譽，是信。按照這”五常“去做，就可以成為正人君子；反之，則可能成為遭人唾罵的壞人。由此看來，“五常”雖是封建社會人們的行為規範，但至今仍有積極的意義。

齊魯名士孔子說：“孝，德之始也；弟，德之序也；信，德之厚也；忠，德之正也。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！”

被孔子譽為“四德”之人的曾參，如今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心中的聖人。

被後世尊稱為中國歷史上五大聖人的“至聖孔子、復聖顏子、宗聖曾子、述聖子思子、亞聖孟子”都誕生在齊魯大地上，他們共同開創了影響中國和人類文化歷史進程的儒家思想。在嘉祥縣曾子廟前門坊上，至今保留著兩塊匾額——“一貫心傳”、“三省自治”，記載著曾子這位孔子學說的主要傳播者的貢獻。唐韓愈在《送王塤序》中說：“孔子之道大而能博，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皆得其性所近。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，源遠而末益分。惟孟軻師子思，而子思之學蓋出曾子。”在“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”這個儒學傳承脈絡中，曾子是承上啟下的人物。

少年勤學師從孔子曾子，名參，字子輿，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(今山東嘉祥縣)人。生於公元前505年，死於公元前435年。他出身沒落貴族家庭，少年就參加農業勞動。曾子的父親曾皙，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。曾子十七歲那年，曾皙認為曾子需要進一步深造，便決定帶兒子求師孔子。於是，曾子從魯國南武城出發，經陳國到楚國追上孔子，成為孔子的學生。孔子對曾子的第一印象是“參也魯”，也就是說曾子比較質樸、憨厚。

曾子學習的最大特點是勤學好問。他說：“君子要珍惜時間用於學習，有適宜的時間就要學習，對疑難問題不迴避，容易的問題也不放過。”每次在孔子身旁，曾子必然提出問題，凡是吉、凶、軍、國的禮儀，常規和權變的方法，沒有不問個究竟的。《禮記》中有篇《曾子問》，記述曾子一次向孔子請教就達四十多問。

曾子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品質的修養，他把學業與自身修養緊密結合起來。他說：“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：為別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？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誠實了？老師傳授的學業是不是複習了？”孔子認為曾子能夠繼承自己的事業，所以特別注重傳授學業於他。有一天，孔子說：“有一種最高的關鍵的道德，用來治理天下，你知道嗎？”接著把孝道系統地講授給他，傳授的內容記錄在《孝經》上。又有一天，孔子閒坐著，曾子陪著他，孔子又把治國的方略傳授給他，傳授的內容記錄在《大戴禮記.主言》裏。禮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，孔子也對他進行了耐心的傳授，傳授的內容記錄在《禮記.曾子問》裏。這種多次的單獨傳授，不能不說是孔子對曾子的特別關照和信任。

設教講學堪為師表，曾子一生從事的主要事業是講學，他最遲在二十三四歲就開始設教講學，幾位主要弟子公明儀、陽膚、樂正子春、沈猶行都是南武城人，可見，曾子首先設教的地點就是其家鄉南武城。起初曾子設教於自己家中，後來學生增多，就搬入大戶人家。曾子三十八歲時，受武城大夫所聘，設教於武城。曾子三十九歲時，離開武城進入越國講學。現郯城縣西北六十里有磨山，相傳曾子曾在那裏授徒。曾子四十歲時來到衛國，一待就是十多年。曾子在衛國不僅教學，還發表了一系列言論，並且繼續加強修養，堅守道義。他曾說：“晉國和楚國的財富我趕不上。但是，他有他的財富，我有我的仁德；他有他的爵位，我有我的道義，我有什麼感到不足的呢？”

曾子在他六十一歲時，從衛國回到家鄉南武城，繼續設教講學。曾子教授學生的一個重要特點，就是原原本本地傳授孔子的教導。例如，一次曾子對他的學生子襄講什麼是勇敢，就直接引用孔子的話，他說：“你喜歡勇敢嗎？我曾聽孔子說過什麼是最大的勇敢：自我反省，正義不在自己一方，既使對方是普通百姓，我也不恐嚇他們；自我反省，正義在自己一方，即使對方有千軍萬馬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”

曾子教授學生的另一個特點，就是注意教學相長。《說苑.反質》記載著這樣一件事：公明宣跟著曾子上學，三年不曾讀書。曾子說：“你當我的學生，三年不學習，為什麼呢？”公明宣說：“哪裏敢不學習呢？我見先生在房內，父母在，呼喊的聲音不曾讓狗、馬聽到，我喜歡這一點，學習了但還沒做到。我見先生接待賓客，恭敬節儉卻不鬆懈怠慢，我喜歡這一點，學習了但還沒有做到。我見先生在庭院，嚴格對待下人卻不詆毀傷害他們，我喜歡這一點，學習了但還沒做到。我喜歡這三點，向您學習了但還沒做到，我怎敢做您的學生而不學習呢？”曾子離開坐席道歉說：“我不如你，你是在學習啊！”

曾子教授學生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抓住一切機會對學生進行思想和道德教育。曾子的學生有人將要到晉國去，對曾子說：“晉國沒有我熟悉的人。”曾子說：“為什麼要有熟悉的人呢？去吧。有熟悉的人稱他為朋友，沒有熟悉的人就去做他的客人。君子堅持仁愛，成就德行，先做後說，千里之外都是兄弟。假如你不知道加強學習修養，那麼就是你的親人，有誰願意親近你呢！”

由於曾子教育得法，教育成果顯著，在他三十多歲時就有學生七十多人，最終有多少學生已無從統計。他的學生中有成就者不乏其人，最著名的有子思、樂正子春、公明儀、吳起等人。

著書立說得正以終《顏氏家訓.勉學篇》說：“曾子七十乃學，名聞天下。”這裏的“學”，應該是研究學問、著書立說的意思。曾子晚年考慮靠什麼傳播孔子思想的問題，於是他組織學生在他的指導下編寫書籍。他們首先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輯錄起來，最後以子思為主編輯成《論語》。同時曾子認為自己也應有書，於是在樂正子春等學生協助下開始編寫《曾子》一書，最後由樂正子春等定稿。他們還一起編寫了《孝經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主言》等書和篇章。

曾子在重病中，仍念念不忘教育學生，教育兒子。《大戴禮記.曾子疾病》記載，曾子的病情越來越重了，他對學生、兒子說：“君子尊重知識，就能夠使德行高超明達；把知識運用於實踐就能夠使事業寬廣宏偉。德行的高超明達，事業的寬廣宏偉，不取決於別的，取決於意志的加強罷了。與君子交往，芳香就好像進了存放蘭芷的房間，時間長了就聞不到它的香味了，這是與它同化了啊；與沒有德行的人交往，腥臭就像走進存放魚蝦的地方，時間長了就聞不到它的臭味了，這同樣是與它同化了啊。因此，君子要慎重地選擇他去成就事業的地方。”

曾子有兒子曾元、曾申、曾華，孫子曾西，都以賢達聞名。《說苑.雜言》中說：“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罵人，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追求權位，之所以會這樣，是因為父母善於教養。”曾子十五世孫曾據，有功於西漢王朝，封關內侯，因恥事王莽，率族人南遷江西，曾氏族人在南方得到發展，後又遍佈全國，部分移居海外，成為名門望族，代代有賢人。

子曰：“以德報怨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”

孔子曾經向老子請教禮儀方面的知識。老子不但精通禮儀，並且發展出道家思想，想要讓一切事物回歸於原始的和諧狀態。當時，許多人知道老子主張“以德報怨”，因為這樣才可以平息後續的紛爭。但是，一般人做得到嗎？孔子有不同的見解，認為還是要以真誠為主。

有人說：“以恩惠來回應怨恨，這樣如何？”孔子說：“那麼要以什麼來回應恩惠呢？應該以正直來回應怨恨，以恩惠來回應恩惠。”

譬如，張三對我不好，而我對他很好；那麼，李四對我好的話，我要怎麼對待他呢？如果我對二者都很好，那麼李四何必對我好呢？這裏的問題是：不公平。你對我好，我也對你好，這是公平，並且合乎人性的要求。但是，是否可以“以怨報怨”呢？你對我不仁，我就對你不義，可以嗎？

孔子認為，應該“以直報怨”。直是正直，包括真誠的心意與正當的手段。你對我不好，我可以訴諸法律或輿論，請求公正的回應，而不必惡言相向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在社會上，不但對好人要真誠，對壞人也要真誠。所謂對壞人要真誠，就是要以合法而公正的方式，使他得到應有的懲罰，而切忌意氣用事，造成更深的怨恨。孔子的主張，合乎社會生活現狀的要求。

《漢書.藝文誌》對於諸子的起源有過清楚的論述：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；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；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；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；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；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；縱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；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；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稷之官；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不難看出，這些學派的起源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：基本上都起源於官。這些官雖然各司其職，分工負責，但目的與功能都不外乎道德問題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，道德問題說到底就是個禮制問題。

孔子在當時適當地吸收了老子對禮制的一些見解，但又摒棄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極成分。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，孔子加以吸收、改造和創新，早期的儒家學派終於誕生了。

但是，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的具體過程也並不簡單，他的思想來源不只是老子一人。魯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對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。在西周初期，魯國曾經是周公的長子伯禽的封國，同時也是殷遺民的主要聚居地。當伯禽東行就國的時候，曾將大量的典章帶往魯國，使魯國一開始就有了很高的文化基礎。特別是由於周公對周朝的卓越貢獻，在他去世之後，周王室特許魯國破格使用天子規格的禮樂。

《左傳》昭公二年有這樣的記載：春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且告為政來見，禮也。觀書於周太史，見《易》《象》與《魯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。”到了春秋時期，由於周王室的影響力日益萎縮，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禮樂制度幾乎蕩然無存，但是，魯國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，得以保存較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。在這種特殊的文化環境中，孔子親眼目睹列國紛爭，越發感到西周那種以道德為本位、以天子為核心的典章制度、禮樂文物能給人以肅穆莊重的感染力，所以他對周的制度非常欣賞，認為“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”。

儒家學派的創建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。孔子在垂暮之年總結自已的思想進程時說：“吾十五而有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可見，孔子在年輕時就有了遠大的志向，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眾所周知的。所以，儒家學派的出現應該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。

孔子的的祖先是殷商的貴族，作為殷遺民在周初遷到了宋地。後來又經過了幾百年的繁衍生息後，在孔子產生時，他的家族已經沒落，但是因為有遺傳的因素，孔子身上還存留著殷遺民中儒者的氣息。而且，由於孔子少年喪父，家境淒涼，所以，早年不僅得到嚴格的生活鍛煉，而且也有機會繼承殷商遺民中儒者世代相傳的賤民職業，幫人主持喪葬禮儀。

早年的艱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來，在十五歲左右，他就立志苦學，想用個人的奮鬥來改變當時自己的“小人儒”的地位。在三十歲之前他已經有了很豐富的古代典章、禮儀方面的知識，所以他說自己“三十而立”。

到了晚年，孔子最後回到了魯國，他除了偶爾對現實發表一些議論外，基本是只發言，不行動，他將精力主要用在了培養弟子，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包括此前周遊列國時的收徒講學，最終使孔子學派日益壯大，“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”，孔子終於開創了儒家學派。

禮讓是治國的根本。孔子認為，禮可以培養人的高雅風範，由彬彬有禮的人來治理國家，何愁不上行下效，做領導的以身作則，文明治國，百姓愛戴，上下一心，同心同德，治理國家還有什麼困難？‘莊敬而不懂禮就會勞倦，謹慎而不懂禮就會畏縮，勇敢而不懂禮就會惑亂，直率而不懂禮就會尖刻。孔子一生推崇禮，莊敬、謹慎、勇敢、直率，雖是美德，弄得不好就會走向反面。居於上位的君子，以身作則，善待父母及親友，別人也不會冷漠無情了。

不懂就問就是禮：孔子進入太廟，每件事都要問個水落石出，由於孔子是大學問家，別人不能理解孔子為什麼要向人請教，指責他不懂禮，孔子說：“這正是禮呀！”由此孔子注入了“每事問”的新鮮內容。學問在於積累，不恥下問，每事問。學問，就是學與問的結合。

說禮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。孔子認為，工匠若要幹好他的工作，必須先要磨利他的斧頭、刀具等一套工具。裁縫要幹好本職工作，必須把工具準備的好好的，得心應手。治理好國家，也要先利其器，即更高層次的思想品德學業之器。

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求仁：仁在平居謙恭當中，仁在做事認真當中，仁在和人交往忠誠當中。仁，不遠在天邊，就在你的周圍，你的眼前，就在於平平淡淡，日常生活當中。你追求仁，就從眼前做起，從日常生活做起。我們對於好多事情，好高鶩遠，不要忘了從眼前點滴事情做起。天底下的大道理，往往在雞毛蒜皮的小事瑣事當中。

被稱為“至聖先師”，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。孔子教導弟子們推崇禮、義、廉、恥。他的一生周遊列國、問禮從政，政治上失意，但在整理古代文獻和教育事業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孔子一生學無常師，先後向多人求教，學問淵博，門下弟子有三千人，賢人七十二人。他的教育思想與教學方法，可供後世借鑒，如“因材施教”，“舉一反三”，“溫故而知新”，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”，《論語》弟子們的談話記錄，充分體現了他的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