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華文化中，與儒家思想並行互補的是道家。道家的始祖是老子，其聖經叫《老子》，也叫《道德經》。據說老子姓李名耳，老子是尊稱，老先生的意思；亦說他姓老名聃，尊稱為子。還說他當過周朝的國家圖書館長，很有學問；孔子都曾特地登門求教過。
現在我們能讀到的《老子》，全篇總共只有五千來字，但其影響之大，超乎尋常想像。有人統計說，世上被譯成多種不同文字的作品中，基督教《聖經》的語種最多，排第一；排在第二位的，便是《道德經》。
另有一件十分準確的統計是：在古代中國，曾有三位皇帝署名出版過《御注道德經》，他們是：唐玄宗李隆基、明太祖朱元璋、清世祖順治。這一架勢，也算夠可以的了。
可是，嚴格說來，關於老子其人其書，我們的知識，實在並不十分可靠。而且不僅我們，當年司馬遷寫《史記》給老子立傳的時候，就已經不那麼可靠了。
在短短五百字的老子傳裏，司馬遷搬出來過三個名字，難以斷定誰是正身：一個叫老子，與孔子有往還，“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”；一個叫老萊子，“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云”；還有一位叫太史儋，曾於孔子死後129年見秦獻公，“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”，“蓋老子百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”。
司馬遷弄不清楚的問題，近代一些學者相信能夠弄清楚；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間，他們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有人說，傳世的《老子》五千言，不是問答體的語錄，而是專門著述，故應出在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以後；因為起先尚無私人著書的習慣。
有人從《老子》書中的某些用語，譬如“王侯”“王公”“萬乘之君”等，證明它不像春秋人的手筆，只能晚出。
由此出發，很自然便轉向了對老子其人的懷疑。有人否定老子長於孔子，否定孔子問禮於老聃，認為那是道家為了抑儒製造出來的謠言。多數人則傾向於認為，應該把老子其人與《老子》其書分開：《老子》一書完成的時代雖晚；老子其人卻生活在前，因為儒家書裏也有孔子問禮的故事。
至於《老子》成書晚到什麼時候，則有說戰國初、有說戰國中、有說戰國末的，更有說是秦漢之際乃至漢文帝時的，參差錯落，莫衷一是。
1973年， 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了一大批帛書，其中兩卷是《老子》，分別用帶有隸書筆法的小篆和隸書抄成，被命名為“帛書老子甲本”和“帛書老子乙本”。
帛書本是七八十年代所能見到的最早《老子》版本，和傳世通行本的最大不同是，它沒有分章，而通行本分為八十一章；另外，它雖和通行本一樣，也分為兩編，不過不叫“上”編和“下”編，而叫“德”編和“道”編，而且，它的“德”編相當於通行本的“下”編，“道”編相當於通行本的“上”編，在次序上，正好做個互換。
帛書老子的出土，推翻了《老子》成書秦後的假設。因為它那“德”編在前“道”編在後的順序，正是《韓非子》解老、喻老所本的順序；足見這種版本在韓非時代已經存在了。
此外，在個別字句上，帛書本和通行本也偶見不同、互有高下，那是古籍流行中常有的現象，不足為怪。
至於“德”編在前還是“道”編在前的問題，帛書出土的時候，曾被看成是頭等大事，說是“德”編在前乃法家的傳本，“道”編在前為道家的秘籍，以印證儒法鬥爭的意義等等，現在看來則完全不是事實。
帛書老子出土後整整二十年，1993年，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簡老子。這是迄今可見的最早的《道德經》。
簡文抄寫在三種不同長短的竹簡上，整理者依次謂之甲本（長32.3厘米）、乙本（長30.6厘米）和丙本（長26.5厘米）。甲本現存竹簡三十九枝，1090字；乙本現存竹簡十八枝，389字；丙本現存十四枝，270字。總字數與帛書本或通行本相比，約佔三分之一上下，說明它們都還不是足本。
雖然如此，雖然它們加在一起也構不成為足本，但是它們的存在，已足以說明，《老子》之成書或初步成書，至晚也是戰國中期的事，較之《孟子》《莊子》，都要年長得多。
按照今本的分章來看簡本，計簡本甲本為二十章，乙本為八章，丙本為五章，其中乙丙兩本各有一章與甲本相重；剔除重複，共得三十一章，為今本八十一章的三分之一弱。
拿這三十一章去對照一下帛本和今本，便能發現，許多在帛本和今本中分屬德、道編或下、上編的章節，在簡本中卻常排在一起，前後相隨。
以甲本為例，相當於上編的第三十章，緊接在相當於下編的第四十章之後；相當於下編的第六十四章，其前為上編第十五章，其後為上編第三十七章。這表明，簡本並不曾像帛本或今本那樣分編；至於分章，如果有的話，其章序也和後來的不同。
於是，我們就面臨著一堆十分誘人的難題，它們是：現在的簡長不同，是不是意味著分編？否則，為什麼一部不大的書，要抄成三編簡冊？如果這是一種分編的話，劃分的標準又是什麼？或者換個角度來想：當時也許還沒有定本的《老子》，這三冊是來自不同渠道的後來彙成《老子》的原始資料？否則為什麼總共只有五千來字的書，在三冊中都還未能抄完？而用未完成的抄本來殉葬，豈非失禮？
已經有人在試圖回答這些難題了。他們相信甲乙丙本各有主題，就是說，它們是一種有意的分編，其中，甲本側重政治，乙本側重修道，丙本側重治國；它們是為了教學之用，而從五千字的《老子》足本中摘編出來的。
也有人相信，郭店《老子》與今本《老子》不屬一系，各有自己的源流。也有人相信，當時尚無足本，《老子》正在成形中。
筆者相信，這些說法都是認真的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；只是筆者暫時還難以接受和同意。筆者感興趣的是簡本《老子》所反映出來的儒道關係。
一般認為，儒道兩家是對立的；道家對儒家持激烈批判態度。
譬如今本《老子》中說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（第十九章）這便是一條典型的道家反儒宣言；它所要求棄絕的，正是儒家所力求奉行的。
其中的聖和智，是儒家所倡導的理性主義；仁和義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核心；巧和利，則是儒家所謂的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三德之一。現在道家卻斥之為萬惡之源，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已；兩家的差距和對立，可以想見一斑。
可是誰也不會料到，正是這一段文字，在簡本中，竟有著關鍵性的差異：絕智棄辯，民利百倍；絕巧棄利，盜賊亡有；絕偽棄慮，民復孝慈。（簡本甲）
簡本中，“絕聖”變成了“棄辯”；這一變非同小可。我們知道，“聖”之一詞，在儒家體系中，不僅代表著智慧和理性，而且更是其諸多道德範疇中的最上範疇。今本《老子》倡言“絕聖”，本有從根本上否定儒家之意。而簡本原非絕聖，而是“棄辯”，則顯然不是衝著儒家去的。因為，棄辯和絕智，也是儒家的主張，是他們所反對的“巧言佞色”（《論語》）和“鑿”（固執，見《孟子》）。
至於“絕仁棄義”變成了“絕偽（為）棄慮”，認為民之喪失孝慈不是由於仁義，而是由於缺乏誠意，由於矯揉造作，那更與儒家觀點毫無二致了。
需要強調的是，簡本與今本（以及帛本）的這一差別，應該不是抄寫上的差錯；因為其他章中也無公然反儒的詞句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在簡本《老子》時代，道家和儒家的不同，並不像後來那樣厲害。道家之無情撻伐仁義，當是從《莊子》開始的，因為彼時“仁義”的名聲，已經不太好了。
郭店楚簡《老子》帶給我們的這一信息，對於了解中華文明史，有著重要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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