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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郡望】
“郡望”一詞，是“郡”與“望”的合稱。“郡”是行政區劃，“望”是名門望族，“郡望”連用，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。古稱郡中為眾人所仰望的貴顯家族，如，河間郡凌氏，弘農楊氏，清河張氏，太原王氏，隴西李氏，吳興姚氏，等。
人們提起歷史上的一些顯姓大族，往往在其姓氏面前冠以地名，如京兆杜氏、博陵崔氏、潁川陳氏、太原王氏、隴西李氏、琅玡王氏等，姓氏前面的地名就是此姓的郡望所在地。郡望不是姓氏，但卻與中華古代姓氏文化有密切的聯繫。
那麼，什麼是郡望呢？所謂郡望，顧名思義，就是一郡之望族的意思。因此，郡望是顯姓世族的標誌，它將同一姓氏中的豪門與寒門、世族與庶族區分開來。
我們在論及姓、氏的功能時曾指出，在先秦時代，姓、氏二者有明確的區別，姓用以標血緣，而氏則用以辨貴賤，貴有氏而賤無氏。但隨著秦始皇一統天下，變封建制為郡縣制，原來的世襲貴族煙銷雲散，氏也就不再是貴族的標誌了，而與姓一樣成了單純的家族血緣標誌。
秦始皇變封建為郡縣，雖摧毀了傳統的封建等級制，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秦代以後就不再存在等級制度了，而只是意味著舊的等級制度被新的等級制度所代替。於是，新的表示社會等級的符號手段也就應運而生，“郡望”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標誌社會地位以區分貴賤的手段。
秦漢之後，雖然已無如先秦時代那樣的世襲貴族，但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，有些家族由於世代居住某地，人才輩出，或由於戰功，而被加官封爵，蔭及後世，從而積累了巨大的經濟財富和文化威望，遂成為一地的豪門大族，這種家族由於在當地為人所仰慕矚望，故稱為“郡望”。
如南北朝時代至隋唐時代，範陽盧氏、清河崔氏、荥陽鄭氏、太原王氏，就是當時北方的四大望族。在姓氏面前標以家族居住地，亦即郡名，以表示其為此地的望族，“郡望”因此就成了區別貴賤的手段。
郡望既然是貴賤顯著之標誌，因此也就成了國家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依據，魏晉時代的“九品官人制”（又稱“九品中正制”）就是一種依賴郡望選拔人才的制度，因此，從魏晉直到隋唐，名門望族對自己在國家譜籍中的地位都十分在意，想方設法在其中佔據顯要位置。
北魏時官方為漢姓定譜籍，欲列四個望族於一等，當時“隴西李氏”得到這一消息後，派人快馬趕到京城洛陽，想打通關節進入一等四姓，但還是讓山東大姓盧、崔、李、鄭佔了先，從而未能擠進前四姓。
或許是由於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，隴西李氏的後代李淵創建唐朝後，唐太宗李世民重修氏族誌，是為《大唐氏族誌》，抑盧、崔等傳統世族，而將自家的“隴西李氏”列為第一，總算報了宿仇。
唐太宗李世民雖大開科舉以打擊舊的望族，但有唐一代，傳統望族在政治上的勢力仍不可低估，據《新唐書》“宰相世系表”可以發現，唐代宰相多出自望族，如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十二人，清河崔氏有五人，範陽盧氏有八人，荥陽鄭氏有九人，太原王氏有七人，琅玡王氏有四人。
郡望還是名門世族論婚聯姻的依據，一般人婚姻講究門當戶對，名門世族的婚姻更是非望族不娶，非望族不嫁。如東晉時的琅玡王氏與陳留謝氏就世代通婚。
梁代河南王侯景想娶王、謝二姓的女子為妻，請梁武帝代為說合，梁武帝說：“王、謝的門第太高，與你不匹配，你還是在朱、張以下的諸姓中找一個稱意的吧。”可見當時名門望族的壁壘之森嚴，連皇帝也拿他們沒有辦法，因為能稱得上郡望的名門望族，是世代積累的結果，並非天子所命。
一、由來
“郡望”一詞，是“郡”與“望”的合稱。“郡”是行政區劃，“望”是名門望族，“郡望”連用，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。
二、秦漢
秦漢以後，隨著家族的繁衍遷徙，姓氏原有以血緣論親疏的文化內涵逐漸淡化，而以家族地望明貴賤的內涵，成了姓氏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。地望，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“郡望”，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，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，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。
歷代的姓氏書中，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（如唐代柳芳的《氏族論》和南朝劉孝標的《世說新語》）。《百家姓》刻本，也往往在每個姓氏前面註明了“郡望”。如魏晉至隋唐在我國北方形成的“四大郡望”：範陽（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）盧氏，清河（今河北省清河一帶）崔氏，荥陽（今河南省鄭州一帶）鄭氏，太原（今山西省太原一帶）王氏。
“郡”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。春秋時，秦、晉、楚等國有邊地設縣，後逐漸在內地推行。春秋末年以後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，面積較縣為大。戰國地在郡下設縣，逐漸形成了縣統於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。
秦統一中國後，分全國為三十六郡，後增加到四十多郡，郡下設縣。郡、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，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。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，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不同。隋唐時代，往往州、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，但大多數時期稱“州”不稱“郡”。到了宋代，“郡”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。
但“郡望”作為專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門望族的習慣用語，卻保留下來。並與門閥制度緊密相連，在封建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沿用不衰。
三、西漢
所謂門閥，亦即門第閥閱，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，影響大，權威高的姓族家門。這些所謂“高門大姓”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、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，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，十分威嚴，並世代傳承。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，宣稱某稱為望族大姓，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，確定門閥序列，各姓族權益的地位不等，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。
門閥制度始於西漢，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，論證其為帝堯之後，是高貴的血統，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。東漢時期，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。一些官宦、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，數世不衰，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，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，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。
由於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祥、聚集、變遷之地非止一處，於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，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，以區別主從及尊卑。
四、魏晉南北朝
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，與高門望族相比，門第較低，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“寒門”、“庶族”。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、財產，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，但總的說來，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，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。
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“九品中正制”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。所謂“九品中正制”就是根據門閥家世、才行品德，由各地“中正官”採納鄉里輿論，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，以任用官吏。
但是，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，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，其結果便是只論門閥家世，不論才行品。出身於名門望族的“衣冠子弟”，即便無才無德，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，得授清貴之職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，即便才德超群，也被列為下品，即使入仕，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，以致形成了“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士族”的局面。
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，同時還左右朝政，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、襲爵、免役等多種特權。士、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，所謂“士庶之別，國之章也”。士族自視甚高，不與庶族通婚。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，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，稱為“婚宦失類”，是十分恥辱的事，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。
在門閥制度下，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，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，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、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、尊卑之分。
唐代柳芳在其《氏族論》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：在南北朝時，“過江則為僑姓”，王、謝、袁、蕭為大；東南則為“吳姓”，姚、王為大；山東則為“郡姓”，王、崔、盧、李、鄭為大；關中亦為“郡姓”，韋、裴、柳、薛、楊、杜首之；代北則為“虜姓”，元、長孫、宇文、于、陸、源、竇首之。以上“僑姓、吳姓、郡姓、虜姓”合稱“四姓”，“舉秀才，州主簿，郡功曹，非四姓不選”。
即使在上述“四姓”中，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：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“膏粱”，有令、仆(射)者為“華腴”，有尚書、領、護以上者為“甲姓”，有九卿若方伯者為“乙姓”，有散騎常侍，太中大夫者為“丙姓”，有吏部正副郎者為“丁姓”。
為維護、推行門閥制度，載錄門第、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。在南朝劉孝標所註的《世說新語》中，引證的家譜、家傳達數十種之多。這種別貴賤、分士庶的門閥制度，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，而且影響深遠，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。
南宋鄭樵在《通志‧氏族略》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：“隋唐而上，官有簿狀，家有譜系。官之選舉必由簿狀，家之婚姻必有譜系。歷代並有圖譜局，置郎中吏掌之，乃用博古通今之儒，知撰譜事”，以便使“貴有常尊，賤有等威”。
在封建社會裏，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，稱為“國姓”。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“國姓”以示褒揚，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。
五、隋代
隋朝開始創立並實行開科取士，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，貴庶子弟一律同視，使至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。到宋代，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，《百家姓》中所標明的“郡望”，乃是沿襲魏晉至隋唐時期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佈。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、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，以郡望標註姓氏的習俗，仍然十分盛行。
清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云：“唐人好標望族，如王則太原，鄭則荥陽，李則隴西、贊皇、杜則京兆，姚則吳興，張則清河，崔則博陵之類，雖傳誌之文亦然。”這裏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、多題郡望，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，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，時風所在，竟成為所謂修史之“原則”，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。
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，他曾參與纂修國史，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，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，已有三代之久，所以如實寫道：“義琰，魏州昌樂人也。”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，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“隴西成紀人”(事見《史通‧邑里》)。
六、唐代
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，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，享受“六百石”的中級官吏的待遇。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，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。
唐貞觀十二年，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《氏族志》時，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，以山東崔姓為第一，皇族李姓為第二，唐太宗大怒，親自出面干涉，改李姓為第一，外戚之姓為第二，崔姓降為第三。武則天執政時，修纂《姓氏錄》，改武姓為第一。
唐時，隴西李氏、趙郡李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範陽盧氏、荥陽鄭氏和太原王氏，並稱“五姓七族”，門第最為清高。子女婚嫁首重門第。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“五姓七族”中之望族，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，也遭精通拒絕。
最能說明姓氏貴賤，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，當數宋朝編撰的《百家姓》。《百家姓》的前八姓是“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”。趙姓是國姓，當然位居傍首，錢為吳越王之姓，其餘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。
門閥制度下，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、婚姻問題，以至前途命運。甚至連日常交往、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。
西晉文學家左思在《詠史》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，詩曰：“郁郁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草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沈下僚。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。金張籍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馮公豈不偉，白首不見招。”詩中“金張”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石單和張安世，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，七代為漢室高官。而奇偉多才的馮唐（即詩中之“馮公”）卻因出身微門，竟一生屈於人下，不能展露其才。
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；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，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。歷史上，一般姓氏，都有多個郡望，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“根”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“分支”、旁系而已。
七、宋代
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，比如，劉攽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《彭城集》和《中山詩話》，這裏，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，並非其人籍貫，劉攽之籍貫在臨川新喻(今江西新余)。姚鉉本是廬州人，卻自稱其是“吳興姚氏”之後。
八、明清
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。如，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，其別集卻題為《荥陽外史集》，荥陽者，鄭氏郡望也。清代薛雪，蘇州人，卻自題郡望曰“河東”。
九、近現代
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，歸因於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。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，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，大都把自己的姓氏、郡望、家譜視為命根子，常常以同姓、同郡望來聯宗認親。據資料統計，在當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中，漢族佔96.4％以上，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，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。
十、小結
我國姓氏中郡望堂號最多的是張姓，有四十三望之多，此外王姓也有三十二望。然而，今天的張姓則習慣稱十六望，即清河、南陽、吳郡、安定、敦煌、武威、範陽、犍為、沛國、梁國、中山、汲郡、河內、高平、百忍、金鑒。其中，除最後兩個是堂號外，其餘十四個全是郡望；王姓則稱二十三望，即太原、琅邪、北海、陳留、東平、高平、京兆、天水、東平、新蔡、新野、山陽、中山、章武、東萊、河東、金城、廣漢、長沙、堂邑、河南、三槐、開閩，其中三槐、開閩是堂號。由於張、王二姓歷來就是我國的大姓，其郡望堂號也要較其他姓氏為多。
【堂號】
堂號和郡望一樣是中華姓氏文化中的特有範疇。也是國人進行尋根問祖時不可不先熟悉的一個概念。在舊時我國各姓祠堂正門上方，往往有一塊牌匾，上面寫著 “××堂”。在海外的宗親社團和各姓聯誼會所，也往往掛有寫著“××堂”的燈籠和牌匾。這就是國人的堂號。
堂號是什麼？簡單地說，堂號就是祠堂的名稱、稱號。祠堂又稱為家廟，是國人供奉祖先神位、祭祀祖先神靈、舉辦宗族事務的公共場所。
華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傳統的一個民族。在每個家族中，往往都有一個場所來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，所以，舊時的每個家族都會有本家族的祠堂，並給它取一個名號，目的是讓子孫們每提起自家的堂號，就會知道本族的來源，記起祖先的功德。
俗話說，樹大分杈。隨著生命的傳遞、繁衍，家族就會不斷擴大。擴大的結果是一些家族從祖居地遷居他處，另開基業，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。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，往往又會建立新的祠堂，來供奉最親近的祖先。於是，由一個祠堂又會派生出許多新的祠堂來。因此，像族譜有總譜、支譜一樣，祠堂也就有總祠、支祠、分祠之分，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所謂大堂祠和小祠堂。
堂號不僅僅是用在祠堂，還多用在族譜、店鋪、書齋及廳堂、禮簿等處；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，如在門、口袋、錢袋、燈籠等上面大書堂號，以標明姓氏及族別。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屬的人，都不會忘記本族世代相傳的堂號。
不僅漢族，許多遷居內地的其它少數民族，如匈奴的呼延氏(太原堂)、回紇族的愛氏(西河堂)、蠕蠕族的苕氏(河內堂)等少數民族，內遷後接受了漢文化，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業績之典故作堂號的。
歷來每個姓氏、每個宗族、每個家族，都有自己的堂號。堂號的歷史悠久，應用廣泛，在我國宗法社會中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和作用。
從功能上說，堂號的意義主要在於區別姓氏、區分宗派，勸善懲惡，教育族人。如果說郡望是高一級別的宗族尋根標誌，那麼堂號就比郡望堂低一級的宗族標誌。郡望往往可以作為堂號，但堂號卻大都不能用作郡望。一個姓的堂號要比郡望多得多，一姓的郡望只有數個多至數十個，但堂號往往有數百甚至上千個之多。
郡望在宋代以後就開始走向統一和固定，但堂號卻隨著宗族的發展，一直在不斷的增加。各姓的堂號雖然很多，但也不是隨便亂取的。各一個家族的堂號，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。根據取名的依據和其用意不同，堂號又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類型：
以地名作堂號：許多宗族喜歡以他們的發源地來作為自己的堂號，這在各姓中都是一樣。如王姓的“太原堂”、“琅琊堂”，李姓的“隴西堂”，劉姓的“彭城堂”、“中山堂”等。這些堂號，使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家族是從哪裏發源來的。
以宗族典故作堂號：這類取堂號的方法，在各姓中都非常流行，也非常有意思。一個堂名，就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。當然，這個故事必須是有關本姓祖先的，而不是講的他姓人物。如王姓的“三槐堂”、劉姓的“藜照堂”、吳姓的“三讓堂”。這些故事，往往都極富有教育意義，能使族人緬懷先祖，激勵鬥志，奮發圖強。
以道德倫理作堂號：這種取堂名的方法，是將一些教育族人勸善懲惡的詞語作為祠堂名稱。這類堂號在各姓氏中也比較普遍，而且往往各姓共用。如“敦厚堂”、“敦睦堂”、“敬本堂”，幾乎各姓都有。因為華人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是全民族共有的，非一姓所有，因此這一類的堂名除了通常的道德鼓吹外，事實上沒有什麼特別深刻的含意。
以祖先名號作為堂號：這種堂號在各姓中也都常見，但相對要少於前幾種。其方法是將某一祖先的某種有特殊含義的稱號或者居住地，作為本族的祠堂，如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後裔的“伏波堂”、唐代大詩人香山居士白居易後裔的“香山堂”、宋代學者屏山先生劉子翚後裔的“屏山堂”。
堂號是宗法社會的產物，在傳統宗法社會中，它對於敦宗睦族，弘揚孝道，啟迪後人，催人向上，維護家庭、宗族和整個社會的穩定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。而今，隨著我國傳統社會的終結，祠堂在各地不是成了歷史，就是成了文物，因此，新的堂號不可能再產生，但是，舊有的堂號卻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們的記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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