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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是哲學家,兩次公開強調自己的思想“一以貫之”,但是《論語》所記多為簡單對話,無由彰顯任何完整的觀念系統。幸好他有一位喜歡思辨及批評的學生宰我,提出挑戰性的問題,使他有機會說明外在規範,內心感受,生命成長三者之間的連貫性,從而為儒家人性論奠下了基礎。
 
首先,宰我質疑“三年之喪”,認為守喪期間不行禮樂,將使禮壞樂崩,人文世界隨之瓦解;同時,自然世界一年為循環之期。那麼守喪何不也以一年為期?他的意思是:外在規範是相對的,可以更改的。
 
孔子不與他討論人文與自然這些外緣條件,卻把焦點直接指向人心。如果守了一年之喪之後,就恢復平日的生活享受,請問:“於女(同汝)安乎?”(《陽貨》)你心裏安不安呢?換言之,孔子認為守喪三年才會心安。外在規範是為了適當表達內心感受而制定的。
 
問題又來了。既然談到內心感受,如何避免主觀上的自由心證呢?宰我當場就讓孔子下不了台。他回答:“安!”孔子只好說:“女(同汝)安,則為之。”一個人如果對父母的感恩之情不深,任何外在規範只是徒具形式而已。
 
但是,為何孔子認定“不守喪三年,心就不安”呢?在宰我離開教室後,孔子接著談到理由:“子生三年,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”這十二個字正是我們了解儒家人性論的出發點。人心對父母的深情,原來是由具體的成長經驗所孕生的。小孩子生下來到了三歲,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。孔子的觀察居然如此平實。可見偉大的哲學必由平實的經驗開始。但是,更重要的是他的洞識能夠針對人心之安與不安。
 
容我重述如下。“三年之喪“代表倫理。“於女(同汝)安乎”代表心理,“子生三年”代表生理。人性是由生理,心理,倫理三者連貫而成。生理上一旦長成大人,未必記得幼時所受照顧,倫理上的規範終究是相對的,但是心理上的感應能力卻是終身不可忘的。
 
因此,儒家人性論的焦點在於“心”之自覺能力,它是以生理為基礎,並以倫理為發用的。由於心之安與不安確有程度之不同,所以說“人性是向善的”,儒家的教育目標即在助人恢復本心的向善自覺,同時以政治及社會各種合理的規範,來助人完成心之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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