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人應該既窮得起,也富得起,無論什麼境遇都能夠以平常心待之。這正是孟子所倡導的那種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”的境界。
在一個充滿欲望且到處都是擋不住的誘惑的時代,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的清貧思想,始終都是一副必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‧‧‧‧‧‧
子曰:“”;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(《論語‧衛靈公》)。在“道”與“食”、“道”與“貧”的關係上,孔子的立場是極鮮明的,他所真正在乎的是“道”而不是別的什麼。
正因此,孔子方能做到“飯疏食,飲水,曲肱而枕之,樂亦在其中矣”。即使是粗茶淡飯、曲肱而寢,照樣自有其樂趣。夫子自況道:“其為人也,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將至云爾(《論語‧述而》)”。“食”也好,“憂”抑或“老”也罷,孔子都可以把它們統統置之度外,此所謂“忘”。
孔子稱讚其最賞識的弟子顏回說:“賢哉!回也。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,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!回也”(《論語‧雍也》)。孔子如此讚揚顏回,是因為他在顏回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,唯顏回才是真正繼承其衣缽者。孔子及其弟子的這份淡泊,就是宋儒周敦頤津津樂道的所謂“孔顏樂處”。
其實,老子也說過類似的話:“聖人為腹不為目,故去彼取此”(《老子‧第十二章》)。這裏需要注意,“為腹”不是“謀食”。“謀食”代表的是向外探求,是貪婪,是攫取和佔有的姿態,它只侷限於追求肉體欲望的滿足;“為腹”則不然,按照林語堂先生在《老子》英譯本中的解釋,“腹”不過是指人的內在的自我,而“目”則是指人的外在的自我或感覺世界。在“為腹”和“為目”之間,“聖人”不是無可無不可的,而是有所擇取,是態度鮮明的,所謂“去彼取此”。
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優秀品格,就是“不食嗟來之食”。《禮記‧檀弓》記載了一個小故事,說的是當時的齊國發生了一場大饑荒,有個名叫黔敖的富人在路旁準備了些食物,以備饑者來食。饑腸轆轆、衣衫襤褸的窮漢‘蒙’來到了這裏,黔敖左手捧著食物,右手拿著水杯,矜持地叫道:“喂!你過來吃吧!”‘蒙’抬頭瞥了他一眼,說道:“我正因為不吃這樣的嗟來之食,所以才落魄到這般地步!”意思是,我怎麼能夠接受你的這種居高臨下的恩賜呢?!結果‘蒙’饑餓而死。
從這裏,我們不難體會出一個道理,就是氣節比食物更重要。不食嗟來之食,其氣節可嘉。范曄在《後漢書‧列女傳》中亦強調同樣的道理:“志士不飲盜泉之水,廉者不受嗟來之食。”
能夠在清貧中體會到快樂,無疑是那種超越肉體羈絆的精神解放才能達到的。印度詩人泰戈爾說過:“小鳥的雙翼一旦被繫上了黃金,也就不能再飛翔了。”而清貧的真實含義,不在於不得不過一種貧困的生活,而僅僅在於富裕中能夠選擇一種簡約生活。這當然不是說讓今天的人們都去做當代的“苦行僧”,而是說即使在富饒無比的生活中,也應當力求保持一份超然的情懷,和安之若素的心境,約束自己不要過度地貪婪和欲壑難填罷了。
不能像魯迅先生所諷刺的那樣,“人一闊,臉就變”,如此之淺薄。一個人應該既窮得起,也富得起,無論什麼境遇都能夠以平常心待之。這正是孟子所倡導的那種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”的境界。
依今人的眼光看來,“孔顏樂處”可能過於迂腐了。這種“安貧樂道”的精神,倘若要在我們現代人這裏實行起來,恐怕既不合時宜,也難以真正奏效。如果把一種既不合時宜,又不能奏效的主張硬要勉強推行的話,大家做不到怎麼辦?於是就只好“裝”,由此便不可避免地淪為虛偽。
歷史上出現過的教訓不可不察。宋明理學被人詬病為“偽道學”,也不是沒有原因的。於是就有所謂“真小人”與“偽君子”之辯,孰是孰非的爭論甚至一直延續至今。讓所有的人都變得像孔子和顏回那樣淡泊,的確不可能做到,但這種精神仍然有意義。對於今天食不厭精,尤喜饕餮大餐和大快朵頤的現代人來說,它總是有一種鑒誡作用。
在一個充滿欲望且到處都是擋不住的誘惑的時代,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的清貧思想,始終都是一副必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,從而不失其啟迪價值和昭示意義。僅此一點,它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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